作者:同济大学特聘教授,联合国环境署-同济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绿色经济责任教授,兼任同济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 诸大建

党的十九大将2035年定为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点。与之相对应,上海将卓越的全球城市定为2035年的发展目标。

有关全球城市的理论研究与认识,最早的版本即1.0版,主要是经济意义上的,包括跨国公司总部和生产性服务业等指标。2005年,我参加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发起的城市时代国际会议,认识到全球城市只有经济要素是不够的,还需纳入社会公平、生态环境等要素。最近十几年来,全球城市概念中已经注入了更多的要素,如伦敦搞创新创意产业,就把文化纳入进去。这样,就有人提出了全球城市2.0的概念或所谓综合型全球城市的概念。

但是,在制定《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简称“上海2035”)的时候,又产生了新的困惑,展开了新的讨论。例如,社会公平和绿色发展是每个城市都必须有的,而不是全球城市独占的,更不是全球城市独一无二的竞争力。又如,一个城市的治理水平,也不是全球城市竞争力的独特维度。所以,人们在研究中出现了一些有3.0版意义的思考。

进一步来看,什么是中国自己的全球城市?怎样建设中国自己的全球城市?我有幸作为主要专家参与了“上海2035”的编制研究和政策咨询,想分享一些自己的感受和看法。

要发挥好对内对外两个扇面的辐射力

实际上,从上一轮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年)提出建设“四个中心”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开始,上海就有了建设全球城市的追求。当时提出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大体是中国语言,而国际学术界、政策界所熟悉的是弗里德曼的世界城市和萨森的全球城市概念。它们的基本指标包括跨国公司总部、生产性服务业等一些经济要素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集聚程度。集聚度越高,越是世界城市网络的中心,越是全球化的城市。

“上海2035”的主题是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加上卓越二字,是因为许多国际评论和全球城市研究成果认为,上海已经是全球城市了,不需要到2035年。因此,我们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是如何“卓越”,即如何在已有发展基础上达到更高的境界。在此,主要谈三个方面的看法,即上海全球城市建设现在在哪里、要到哪里去、如何去那里。

在全球城市中,纽约、伦敦、巴黎、东京通常被视为“标杆”。仅次于这个第一梯队,则是由香港、新加坡、北京、上海、迪拜和悉尼等组成的第二梯队。上海在2000年的时候还属于第四梯队,经过十几年的奋斗已经实现了很大的跃升。

当前,比较流行的是综合性的全球城市概念。一个代表性研究成果是日本森纪念财团做的全球城市评价指标及其实证。自2008年开始,这个财团结合东京要发展成全球城市第一名的战略目标,对世界主要城市的竞争力开展了全面调研、分析与评价。同时,每年发布“全球城市实力指数”报告,具体指标包括经济与金融、科技、文化、可居住性、可达性、环境等。

这个报告对日本东京建设全球城市具有指导意义,东京发展战略报告也直接用这个指数来评价发展绩效、规划未来发展。2016年度的报告显示,东京名列全球城市第3位,各项指标有较好的平衡性。上海在这个指数中排名第12位,且各项指标差距较大、平衡性差。其中,第一层次的交通可达性指数和金融指数分别位居第4位和第7位,高于总排名,但第二层次的研发指数和文化指数分别排在第16位和第17位,低于总排名;第三层次的可居住性指数和环境指数分别是第25位和第39位,远低于总排名。

参考这一指标排名,我们在研究上海发展及其规划制定时,有必要思考什么是全球城市的指导性框架。实际上,我们过去更多的是追随和效仿,现在需要有自己的研究和探索。“上海2035”提出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这个“卓越”具有超越传统全球城市的理论与实践含义。一方面,要以这个蓝图为高起点,建设我们中国自己的全球城市;另一方面,要从这个版本出发,探索有中国背景和世界情怀的全球城市理论。

一个重点是,全球城市特别要发挥好对内、对外两个扇面的辐射力。上海作为中国“桥头堡”意义的全球城市,一方面要对接国际,另一方面也要对接区域。应该看到,上海建设全球城市,长期对标的短板仍然是对外的辐射力量,但这恰恰可以利用坚实的国内后盾区域来做支撑。

现实中,上海有很多跨国公司总部,它们以上海为门户城市往中国内部辐射。但中国本土的公司,通过上海变成跨国公司向外辐射的能力则不成比例。这当然是上海的短板,但我们的长板在于有长三角这样的非常广阔的腹地。所以,在补短板的同时,更要充分发挥长板的作用。

传统上,区域中心城市概念是科层制导向的“中心—外围”观念,认为中心对外部的资源配置作用是自上而下形成的,因而重在封闭式地自我设计城市发展功能。现在看城市区域发展,需要强调网络状的关系,要从外部的横向需求中强化上海的资源配置功能,强调用长板功能加强上海的区域经济和国际经济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