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执行院长 柴宝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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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政党制度有三“新”

新型政党制度有三个“新”:第一个“新”,它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并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并实现全国各族各界的利益,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第二个“新”,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地团结起来,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奋斗,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第三个“新”,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界意见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对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新型政党制度是以西方没有领导党、“多党竞争”的旧式政党制度为比较参照的,从制度自身来看,它具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两大结构性特征;从其形成的基础看,具有清晰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深厚的文化基因,与西方政党制度相比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与制度效能。这一制度为世界政党政治乃至民主政治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结构之维:新型政党制度最鲜明的制度特征就是“领导”与“合作”

在西方竞争性的政党政治框架下,各个政党之间没有领导关系,虽然多党组阁、政策制定等也体现某种程度的合作,但主流是执政党与反对党、在朝党与在野党之间相互对立、相互攻讦、相互竞争的关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第一个结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第二个特征是“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在中国的政党制度结构中,“领导”与“合作”是一体两面,二者相互支撑,才能完整地揭示中国政党制度的内在特征与运行状况。中国政党制度的“领导”与“合作”和西方政党制度的“多元”与“竞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它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显著、最鲜明的体现。

历史之维: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也曾出现过政党林立的局面,当时的一些理想主义者从西方世界的经验出发,认为政治制度的理想模式是两党竞争,并着力开展了组建两大政党的活动,但终遭现实的痛击而流产。在抗日战争及其胜利后的一段时间里,一些中间党派积极推行中间路线,试图实现竞争性政党政治,最后亦以失败而告终,中间党派自身也发生分化。中国近代的政党史表明,多党制道路在中国走不通。而诞生于多灾多难的近代中国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努力奋斗,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最终确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因而,这种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人民历经劫难、屡次试错后,最终坚定而又慎重的历史抉择。

理论之维: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的深层次根源在于近代中国政党与国家的关系

中国面临的很大问题是,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也很对,但老是被西方人说我们做的是错的。我们要解决这个“挨骂”的问题,就要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找到自己政党存在的理论根基。有些学者只看到西方所谓的高塔多么辉煌壮丽,却不看他们的地基。西方政党的建立是国家先于政党,就是在基本的宪政结构当中,新兴资本主义和旧贵族之间可以相互争夺国家领导权,但不至于造成国家分裂,是一种妥协的竞争性的政党政治。中国共产党是先于国家出现的,它是以政党的力量去建构一个新国家为己任的使命型政党,跟选举型政党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执政集团,它担负着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的双重使命。

文化之维: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内在契合了中国“和合”的文化传统

一国的政党制度与国家的政治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同样是竞争性的政党制度,法兰西民族追求浪漫的民族性格形成了法国独特的变动频仍而又对抗激烈的政党两极化态势;俄罗斯人对权威与大国的迷恋而产生了相信“政治强人”而不相信“政党力量”的政治观念。“和合”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精髓之一则成为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最有力的文化支撑。简单概括一下,有几个传统的概念对我们政党制度的形成很重要。第一,“多元一体”。“多元一体”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特征的概括,我们在思考政治体系、政治制度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受到这一观点的影响。第二,“天下为公”。这种理念跟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执政理念也有着明显契合。第三,“兼容并包”。这种文化传统跟我们执政党所代表的利益基础、群众基础也是密切相关的,内在契合的。第四,“和合文化”。它是塑造我们执政党和参政党内在逻辑关系的文化基因之一。

功能之维:新型政党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具有民主的真实性、治理的有效性、决策的科学性

西方认为,竞争性的选举、多党轮替构成了民主制度的核心。我们要破除这种理念,树立一种新的民主价值论。第一要坚持民主价值。民主的价值和本质是什么?我们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坚信,我们的民主一定要保证公民的权利,并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我们一直基于这样的认识和高度去做。第二要坚持“人民中心论”。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人民中心论,他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84次提到“人民”:“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等等。

谈到治理的有效性,从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安全感受等多方面衡量,我们的治理绩效都是很好的,而且避免了西方那种政党轮替带来的政策的不稳定性。在决策的科学性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通过“商量民主”的形式,有效避免了政党间的恶性互斗,实现了执政党与参政党的良性互动,建构了政党政治的新形态。执政党通过制度性的渠道与方式,在作出决策之前,充分听取各民主党派的意见,民主党派也充分发挥其建言献策、民主监督等政治功能,这样就能够凝聚各阶层智慧,保证国家政策的一贯性和高效率。在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能称之为最真实、最广泛、最管用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