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实体经济插上腾飞的翅膀 

——民主党派中央建言实体经济发展

记者 蒋天羚

近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发展。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

近年来，因受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劳动力成本和原材料加工成本上涨等因素影响，我国部分实体经济面临较大压力。尤其是一些与建筑业、制造业等相关的生产性行业，由于大批量产能扩张和市场需求缩减，供需矛盾不断显现，加上各种成本高涨，在一定范围和区域内出现了企业生存危机。如何帮助我国实体经济提高质量，民主党派中央也聚焦于此，通过各种渠道提出了一系列与之有关的提案建议。

用好职业教育，为实体经济培养人才

“据统计，全国高级技工缺口近1000万人，近年来，我国技能劳动者的求人倍率一直在1.5以上。而且，技能人才的稳定性只有30%左右，流动性非常之大。”近日，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在全国政协“发展实体经济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专题协商会上的这段发言引人深思。

在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中，“人才支撑不足”被广泛关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我们的人才基础应该是技工。而现实情况是，技能劳动者短缺、技能水平不高、供给与需求不匹配已经成为困扰制造业发展的三大难题。

热门技能（如第三产业）培训饱和，而工业技能培训不足；中低端通适性技能培训多，专业技能培训少……这种技能劳动者供给与需求的不匹配、职业教育体系所供给的技能类型与生产的需求错位，都不利于职业教育真正帮助实体经济实现高质量的转型发展。

民进中央在调研中发现，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现代职业教育是制造业技能型人才供给的主渠道。但目前，技能劳动者供给与需求相矛盾，难以实现产业与职教共同发展，难以为产业转型升级和“中国制造2025”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基础性人才和人力资源支撑。为此，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上，民进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缓解制造业技能人才短缺问题的提案》。民建中央建议，鼓励行业企业参与，释放多元办学主体积极性。鼓励企业或企业联合体独立举办职业院校。同时，建立共享型公共实习实训基地，促进产教融合。改革现行劳动人事制度，提高技能型劳动在一次分配中的比重。

职业教育中，技术传习是重要元素。而现代学徒制是当前国际公认的职业教育发展趋势和主导模式，是职业教育发达国家的共同选择。

但致公党中央调研发现，推行现代学徒制，仍然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学校教学成本高，管理难度大；企业效益不明朗，参与热情不高；师徒关系复杂，容易产生矛盾等。对此，致公党中央在今年提交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提案中建议，完善法规制度，明确各方权责。及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在《职业教育法》里明确学校、企业、师徒的权利和义务，保证各方的合法权利和法律约束，着重解决学校和企业管理风险、企业经济效益维护、师徒权益保障等问题。同时，强化政策引导，加大扶持力度。建议国家明确制定项目推进、表彰奖励等激励机制，大力支持推广现代学徒制。

尽管我国已初步形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门类齐全的职业教育体系，有力地支撑了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但是，九三学社中央在调研中发现，我国职业教育中，技能大赛“有点无面”“应赛教育”十分不可取。对此，九三学社中央在《关于进一步推进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提案》中建议，点面结合，改变技能大赛“有点无面”的现状，实现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素养、技能两翼齐飞。

处置“僵尸企业”，让实体经济轻装上阵

2017年7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紧紧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更多运用市场机制实现优胜劣汰。时隔一年，处置“僵尸企业”依旧是实体经济振兴工作的重中之重。从行业分布看，“僵尸企业”主要分布于钢铁、煤炭、电力、冶金、石油加工等传统经济部门和产能过剩行业。目前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越来越高，资源、环境的约束越来越紧。这种市场条件下，“僵尸企业”自我造血能力更显得不足，只能依靠财政补贴、贷款、资本市场融资或举债来“输血”。

现代化市场经济必须有良好的新陈代谢，即新企业进入快，低效企业退出也要快。“否则供给质量低下，出现虚胖、浮肿、脂肪肝，宏观经济一定不健康。”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稻葵说。

然而现实中，一些产品结构不合理、经营管理不善、已届破产条件的市场主体，却并未及时实现转型升级或退出市场。根据调研，民革中央发现，当前在推进“僵尸企业”依法退市方面存在对“僵尸企业”依法退市的重要意义认识不够，企业依法退市行政监管与政策扶持不够，中介组织与执业人员管理制度不健全，社会救助保障制度不健全，破产公共法律服务制度的缺失等问题。

对此，民革中央在《关于推动“僵尸企业”依法退市的提案》中建议：由专门行政管理职能部门负责为企业退市提供公共法律服务职能；加强对企业规范经营的常规性监管，关注企业财务变动与偿债能力评估。成立专门的“破产职工安置服务”机构，设立专项“企业破产国家保险基金”，行政部门还应制定针对破产企业职工再就业的专门优惠政策，完善退市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

落实减税降费，让实体经济真正获益

最近，各企业纷纷算起了自己的“减税账”。因为从今年5月1日起，增值税三项改革措施开始实施，包括降低增值税税率、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扩围、对部分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予以一次性退还，全年减税规模将达4000亿元。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此次增值税改革带给实体经济企业的减负作用非常明显。”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说，改革实施近两个月来，实体经济受益明显。

一直以来，民主党派中央也关注着国家的减税降费政策。不可否认，2017年以来，国家明确提出减税降费，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否所有企业都享受到了这项政策优惠？民建中央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实体经济企业税费成本并没有明显降低，甚至还出现个别行业企业税费成本不降反增的现象，企业的获得感有待加强。具体表现为：企业现行税费标准仍然较高，部分税费减负政策落实不到位，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仍未解决，“营改增”改革中出现新问题。

为此，民建中央提出了《关于切实降低实体经济负担的提案》，并在提案中建议，须明确责任主体，使降低税费政策落到实处。切实做到“涉企收费进清单，清单之外无收费”。

针对有的公司在省外施工并开具发票时，需同时缴纳企业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及各种附加税费，而原籍所在地税务部门不予承认，造成企业重复纳税的情况，民建中央建议，对到外地施工的企业，国家统一制定附加税费标准。企业在施工地已经缴纳所得税的，回原籍后允许抵扣相关税收。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增加可抵扣成本类型。

一直以来，企业非税形式存在的“费负”也牵动着台盟中央的心。对此，台盟中央在《关于降低实体经济税负成本的提案》中建议，建立信息平台，建立项目收费清单，公开收费信息，实时更新消息，使得二者之间信息对称，减少乱收费行为，根据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企业制定不同的收费标准，打造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共存的生态化市场环境，同时通过制定不同的收费标准对不同规模和不同类型的企业进行弹性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