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过去了,中国高等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学招生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20多万扩展到现在的年招生700万,翻了30多倍,已经进入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上大学也不再是一件“少数人”的事情。40年来,大学教育发生了哪些变化,在新时代,如何进行高校“双一流”建设?本期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程建平。——编者

(一)老师全身心地教,学生全身心地学

记者:1981您考入清华大学,我查阅了下,那年的大学录取率是5.9%,相当于100个人去考试只有5.9个人能上大学,作为天之骄子,当年的大学生跟现在有什么不同?

程建平:1977年冬天恢复了中断十年之久的高考制度。那时候考上大学的比例确实很低,大概也就5%左右,每年录取20多万本科和大专的学生,只有少数人才能上大学,所以被称为精英教育。

经过“文革”十年的破坏,我们国家的教育、科技都相当落后,人才匮乏,在追赶过程中全社会重理工轻人文之风逐渐盛行。当时,大学生普遍有一种“知识饥渴症”,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时光。这是一个在文化断裂的年代坚持学习的人所形成的群体,知识饥饿感十分强烈。大学期间都努力抓住机会,刻苦学习。那时候大学生的活动范围基本上就是四点一线———教室、宿舍、操场、食堂。我记得学校当年有个班级有一门课,因为特殊原因取消了期末考试,上课的学生都不干了,非要考试不可。

如今40年过去了,中国高等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学招生从当年的20多万扩展到现在的年招生700万,翻了30多倍,已经进入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上大学也不再是一件“少数人”的事情。

记者:面对一群求知若渴的大学生,当时大学老师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状态?

程建平:那时候的大学老师,都希望把世界上最先进的知识教给学生,学生则是尽可能多学知识,根本不存在学习压力大等问题,天天学都觉得不够。当时大学里的风气就是老师全身心地教,学生全身心地学。

在改革开放初期,大学教师的待遇其实并不好,住宿条件、教育教学条件都无法与现在比,但当时老师们基本都是全身心地扑在教学上,以教学为主,科研为辅。当年我所在的班级有20个人(原来招了40人,后来分成了两个班。)上完大课后,还有老师给我们上小课进行专门辅导,比如以讲解习题的方式进行答疑解惑,像物理方程、量子力学等一些很艰深的内容,大课上没听懂,小课老师再给我们开小灶讲解,上大学那阵我们天天上自习,不知道什么叫累。老师和学生关系很融洽,甚至很亲密。

记者:当年您学的专业是工程物理,这是一个理论性和实践性都较强的专业,那段学习历程,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程建平:我们那时的学制是5年,应该说,除了扎实的数理基础要求外,当时的大学教育很重视对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比如车铣刨磨钳等金工工种,我们要花6周的时间去车间实习,每个工种要学1周。那时候老师对学生要求很严格,学习车床,就要车出一个合格的零件,学习焊接,就要焊出一个马扎,学习钳工,就要做出一个锤子,每一道工序必须要独立做出一个个产品才算合格,这个过程对于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操能力非常有好处,对于后来我们从事科研也很有帮助。我们班曾经有一个同学学习成绩很好,但就是动手能力差,这6周对他来说,简直是一种煎熬,但当他咬牙度过以后,他的动手能力得到很大提高。时至今日,讲起那段经历,他依然觉得对他现在开展科研工作有很大帮助。

记者:您应该是一毕业就在清华留校任教了,从学生到教师,角色转换很大,当时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程建平:我1986年毕业留校后,就当了86级的新生班主任,后来一直带他们到毕业。那时候为了培养年轻人,每门课上课教师分为AB角,带我的老师讲一遍,我跟着他学一遍,第二年才开始独立上讲台,既要给学生讲课,还要带学生做实验。当时我负责的课程叫“智能物理仪器原理”,是我们系的重点课。我和其他老师在课程建设、教学实验设计、实验室建设以及因材施教等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和改革,使得该系列课成为最受学生欢迎的专业基础课程之一。该系列课先后4次获得校级奖励,1994年被评为清华大学一类课。

对于当年的我来说,前五年在学,后来这五年就是教课带学生,我用10年时间完成了从学到教的角色转化。那时候高校很重视对青年教师的全面培养,我们不仅有教学任务,还有科研任务,在教学的过程中,参加了很多科研课题,那段时间,无论从业务上,还是政治上我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