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没有自己一时的大胆决定，徐萍可能会像大多数中学同学那样，在工厂一直干到退休，一样告别弄堂搬进高楼，现在说不定正含饴弄孙，日子也过得优哉游哉。

人生没有假如。快40年了，那段奇遇依旧像发生在昨天。

1980年秋，在上海远东纽扣厂从事质检工作的徐萍懵懵懂懂地加入了一支队伍，不仅从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还在共和国历史上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时钟的指针拨回一年前。

1979年春天，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年，法国服装设计师皮尔·卡丹带着来自法国与日本的模特儿，分别在上海、北京举办了两场时装展示会。舞台上下，来自两个世界的双方彼此都很陌生。特别是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台上的服装和表演太过令人眼花缭乱，是一个不小的震撼。皮尔·卡丹之后，日本和美国的时装表演队相继来到上海进行表演。

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三个年头。街头的色彩从单一的蓝、灰逐渐变得鲜亮起来，人们的穿着越来越丰富。《庐山恋》正在热映，久违了的爱情故事，加上片中女主角新颖的时装，都令人耳目一新。张瑜在影片中究竟换了多少套衣服，成为当时年轻人讨论的热门话题。

上海，从来不缺敢为人先者。上海服装公司的领导看了几次时装表演后，随即萌发了也组建一个时装模特队的想法。在向上海纺织局的领导汇报并得到批准后，中国第一个时装表演队成立了。

表演队第一期共计招募到9男12女。他们中有的中学毕业直接进厂当了工人，有的曾经上山下乡，扛过锄头，提过镰刀，遭遇虽各不相同，但都深深地烙着那个年月独特的印记。在保守的当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敢对家人细说自己的工作。徐萍便告诉自己的父母，她是“在戏剧学院进修，参加一个培训班”。而且，当时上级领导觉得“模特”是外国的称呼，有点低级趣味，所以就改名叫时装表演演员。

表演队的训练是半脱产式的，队员们一个星期从厂里出来几天专门训练。训练场地在工人文化宫的一间舞蹈教室里，授课老师有来自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的教授。在这间四面都是镜子的教室内，老师带着队员们观摩国外的时装表演，从头学习怎么走猫步。

徐萍还记得，第一次上课并不十分顺利。任课老师请队员们把外套脱掉，没想到竟没有一个人肯脱，“大家觉得有伤风化，穿紧身的毛衣像什么样子”。

徐萍当时不到20岁，思想算是比较活跃，在老师的劝说鼓励下，她第一个脱掉了外套。随后，大家互相看看，才慢慢把外套脱掉。“后来老师夸我有勇气，但我知道当时自己内心有多挣扎。”徐萍说。

经历了3个月的艰苦训练后，这些形体课上连棉袄也不肯脱、穿上高跟鞋走路歪歪扭扭的队员们正式出师了。1981年2月9日晚7时30分，新中国第一场时装表演在上海友谊会堂拉开了序幕。尽管再三准备，意外还是发生了：在正式演出的时候，有一件露肩礼服，谁也不肯穿。

“那件衣服其实在现在看来还算是很保守的，它整个裹在身上的，就是一只臂膀露在外面，后面有一根飘带拖在地上。”徐萍回忆，领队把这件衣服安排给性格活泼、思想比较开放的她穿，但就在上台前的最后一刻，徐萍的父母得知情况后直接冲到后台进行阻止，父亲甚至落下了狠话：“今天敢露一肩，明天可露双肩，后天就要露大腿和胸脯了，像话吗？”最后，演出队领导只好想办法用飘带挡住了徐萍的肩，才平息了这场风波，演出得以顺利进行。

演出引起很大轰动，褒贬不一，刚刚成立的时装队也险遭灭顶之灾。但这些第一代中国模特身上所呈现的缤纷色彩，唤醒了人们对美的追求，在潜移默化中，拓展着人们的视野，融化着人们保守的思想。

三年后，这支表演队出访欧洲，引起了轰动。西方舆论惊呼：“毛泽东的孩子们穿起了时装！”来自中国的时装旋风，带给世界一个开放的新形象。

1983年夏天的一次特殊演出，让这个时装表演队成了万众追捧的焦点。这个时装表演队被荣幸邀请到中南海小礼堂演出了两场，有13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演出。至此，时装表演在中国获得高层的首肯。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时装表演走进中南海。这次演出使得第一代时装表演队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

和如今按时计费的模特不同，徐萍他们当时的月收入为45元，参加一场演出的补贴也只有1.5元。舞台下的风言风语，也让这些爱美的年轻姑娘感受到了压力。但是几十年来，每每回忆起那段经历，徐萍总是说“我从来不后悔”。

40年沧海桑田。中国人早已走出千篇一律的“蓝灰海洋”，进入个性化的着装时代，模特也从被人质疑变为广受追捧的职业。徐萍后来下海经商，历经跌宕，时装表演队的点滴仍是她最美好的一段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