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3月下旬，中共十四大后的首次全国两会召开，作为两会报道记者，时任《人民政协报》新闻部主任的刘春声异常忙碌，以至于他没有发现，这一次会议期间，代表委员们用餐时不需要再缴纳粮票了。

事实上，在1993年前，就有不少政协委员建言，要适时取消粮票、油票，取消各种票证。

1993年4月1日起，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精神，我国取消了粮票和油票，实行粮油商品敞开供应。5月10日，北京市政府正式宣布，从这一天起取消粮票。

“但直到政策出台，民间也不乏各种疑虑，大家觉得沿用了近四十年，说取消就能取消吗，担心会不会过段时间又会恢复？”刘春声说，历史的车轮总是滚滚向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生活越来越富裕，这种感觉渐渐就没了，“现在出门，比过去方便不知道多少倍，这在四十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家里现在珍藏着一些积攒下来的粮票和副食本儿，看着它们，真是陌生而又亲切，似乎很近但又很远，有种光阴似箭、沧海桑田的感觉。”聊起那些年关于粮票的故事，刘春声有许多难忘的记忆。

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刘春声祖籍山东武城，在他五岁的时候，举家迁到北京。儿时的记忆总与饥饿有关，在那个食物凭票供应的时代，许多人家里生活困难，吃不饱饭是经常的事儿，偶尔吃一顿大鱼大肉，几乎是孩子们的梦想。

家里几个月攒下一点肉票，便拿去买两毛钱的肉，也就一小条儿，瘦肉用来炒菜，肥肉则用来炼油，因为当时买油也是需要油票的。榨完油的油渣特别香，但油渣也得留着做肉馅或炒菜，只能偷偷地吃上两块。年幼的刘春声每次代表家里去买肉，都要请求多给点肥肉。“肥肉可不能都给你，要不剩下的都是瘦肉，谁要啊？”卖肉的大叔乐呵呵，又极有原则。当时，肥肉远比瘦肉受人们青睐。

1968年，刘春声插队去北京郊区大兴的农村。户口从城市迁到村里，粮票自然也没有了，由村里管口粮。正值青春期，每天干的又是高强度的体力活，大家吃起饭来一个个如狼似虎，一年的口粮半年就吃光了。大家只好回家要粮票，家长们勒紧裤带，积攒下来一堆粮票，拿到公社换成麦子，再把麦子驮到村里磨成面，才能解决吃饭问题。

那个年月，最抢手的还是全国粮票。每到一个地方，全国粮票得兑换成地方粮票使用。即使有钱，没有粮票，也吃不上饭。

直到有一天，沿用了多年的粮票制度，被全面取消。

“1993年此举虽是大好事，但并非‘惊天动地’。当时随着粮食和物资的丰富，商品渐渐多起来，许多需票证的也已放宽很多。”刘春声表示，这样的决定是水到渠成，所以没感觉当时是多大的新闻。但今天看来，它却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步骤和成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