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的敖虎山,仿佛一个进入领地的王者,四下巡视着。而那些凡俗都有的不如意,被留在了通往手术室的冗长甬道里。

◆敖虎山简介: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医药卫生委员会、科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现为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主任医师、中国心胸血管麻醉学会秘书长,国际心血管麻醉医师学会理事,北京市健康科普专家。

敖虎山是一名麻醉医生,就职于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的年头,按照中国人生肖计岁的传统方法,今年已满两轮。这个数字,无比接近他一儿一女年龄的总和。

虽然经常出于社会身份的需要,敖虎山会出现在一些政治场合和公益活动中。但应对“场面”上的人和事,他身上总有显而易见的自持和难以摆脱的端谨,难以彻底与当下融为一体。

而在手术室里,他不动声色却掌控着全局。

在监测仪器滴滴嗒嗒的背景声里,敖虎山一边放松地跟手术台上的病人拉着家常,进行语言安抚和转移,一边有条不紊地操作着排成一列的麻醉注射器,里面准备了种类不同、分量不等的麻醉剂。他往病人静脉通路里输入液体,进行着麻醉诱导。渐渐,麻醉剂开始发挥效力,病人的声音渐渐放缓、变小,进入深度镇静状态。

一旁的助手接好了各种管道和仪器,并借助喉镜,把导管插入病人气管,“这是保命的通道。”顺着敖虎山的手指方向,通过可视喉镜,病人口腔里的状况一清二楚。

敖虎山不再说话,眼睛紧盯着监测仪屏幕,监视心电图、血压和血氧的变化。指挥着助手,通过仪器,做药物调节……此刻的他,仿佛一个进入领地的王者,四下巡视着。而那些凡俗都有的不如意,被留在了通往手术室的冗长甬道里。

保命大夫

多人共享的办公室右侧,有一窄溜儿空间,关上门,就是敖虎山的独立空间,因为拥有这点不一样的“特权”,这里被称为“政协委员的办公室”。等待手术或工作间隙,他会坐在这里喝喝茶,通过一侧的半落地窗朝外眺望,身处西二环,窗外是望不到头的城市建筑。

西方影视剧里,麻醉医生总与高薪、体面紧密相连。但中国的麻醉医生,近年频频登上新闻的却不少与过劳、猝死相关。改革开放40年的快速发展,随着群众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人们对自身健康程度空前关注,就诊患者数量与医生数量被差异化拉大,尤其是麻醉医生,往往承担着超负荷工作。但现实的骨感还在于,往往手术一结束,外科医生可以脱掉手术服休息,跟进了整台手术的麻醉医生还要继续确保病人安全醒来。

就是这么一台台手术做下来的敖虎山,不由感慨,“当麻醉大夫就是在走钢绳,不能丝毫放松。”

外科医生治病,麻醉医生保命。人体之间的差异性很大,对于同样的麻醉药,有的人过敏,有的人超敏,药物的不良反应也因人而异。为了达到“尽可能让他们不痛,还必须保证他们能醒来”这个看似简单的要求,麻醉医生要在病人睡着后,时刻关注着监测仪上那些千篇一律的心电图、血压、血氧……因为,哪个数据偏离正常,生命就会出现危机。如果原因得不到正确判断和解决,生命就会无声无息地离开。

麻醉医生的职责,就是悄无声息地纠正异常的生命数据,让生命循着轨道继续运行。

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病人在手术醒来后,对着外科医生千恩万谢,却并不清楚,给自己“打一针麻药”的麻醉医生也是幕后英雄。

关于“打一针”,曾有个经典故事。

美国曾有一场关于麻醉医生该不该降薪的电视辩论,大多数人一边倒地支持给麻醉医生降薪。这时,出席辩论会的麻醉医生说了一句话:“其实我打这一针是免费的……”全场立刻安静下来,他接着说:“我打这一针是免费的,我收的费用,和我拿的薪水,不过是打完针后看着病人,不让他(她)因为麻醉或手术出血而死去,并保证他们在手术结束后能安全醒过来。如果你们认为我拿多了,也没问题,我打完针走就是了。”

诚然,让每一个病人按计划睡去,再按计划醒来,是衡量麻醉医生是否优秀的职业记录,敖虎山也深知这行的隐蔽性。有人曾说:“工作有时很难找到成就感,除非出了人命,否则旁人很难看出水平的差别。”

尤其在现在,技术的不断进步,让医生的操作更加便捷。在阜外医院的手术室里,如今早已配备全方位监测设备,还有自动给麻醉药的设备,一方面,这些设备替代了麻醉医生的手动操作,同时也减少了手动操作的实践机会。

尽管每天接触外科手术,敖虎山依然“固执”地认为,“人的身体原件是最漂亮、最完美的,千万别上手术台让我给你做麻醉。”尤其这十来年,敖虎山看到越来越多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因为心血管疾病,不得不躺到手术台上进行手术时,他心里常常是沉重且惋惜的。

“年轻时在市级医院,凌晨两点手术做完了,就开始学习。”20世纪80年代毕业后在乌兰浩特市级医院参加工作的敖虎山,是下了一番功夫考到中国医科大学,正是这个持续了一年的“冲动”,让敖虎山后来的人生与心血管建立了联系。

回忆1991年硕士毕业时,那时全国麻醉硕士研究生都很少,敖虎山来到北京找工作,到处都抢着要。又因老师曾说过,“心血管麻醉是所有麻醉中技术难度最高的。”心气高的敖虎山就奔着心血管专科医院——阜外医院而来。

彼时面对着医院里来往的众生愁苦,敖虎山劲头满满,挑战在他而言,无非促使他更专注地投入工作,“我知道怎么救人,就不可能让病人心跳停止。”也因为,那时的医患关系不像今天这样,医生在治病救人的同时,不用悬着一根自保的弦。

高级“乞丐”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人民大会堂首次设立“委员通道”。3月10日,敖虎山委员手提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缩写为AED),站在委员通道上,向新闻记者们讲述了一个故事。

两年前,敖虎山的一位好友心跳骤停,身边没人会心肺复苏急救,即使单位就在医院对面,急救车到达时,也已错过最佳时间,这让眼看着好友生命流逝的敖虎山至今想来仍感痛心。

“中国只有1%的人会心肺复苏,在美国,这一数字是60%。”尽管3年来,经敖虎山所在的中国心胸血管麻醉学会组织策划的全国心肺复苏及培训公益活动已累计培训10万余人,但相比10亿人的体量仍显渺小。“希望国家重视心肺复苏培训工作,在中小学毕业、公务员入职或考驾照时,加入心肺复苏培训。”

“这个就是救命神器。”敖虎山单手拎出一个手提包大小的AED放在胸前,“它的使用能显著提高心肺复苏的救治率。”在北上广等城市,除颤器配置率都较低,而在发达国家,这却是普遍的配置器材,“国家应进一步加大除颤器在相关场所的配置率。”

在后来的“心手相连点亮生命”健康扶贫天山公益行新闻发布会上,敖虎山又讲了一个与此有关的后续故事。因为看到他两会期间在“委员通道”接受的采访,此前一直推不动AED的深圳市,一下子就在公共场所配置了500台AED。

2018年8月19日,是中国首个医师节。这一天,中国心胸血管麻醉学会秘书长敖虎山带队出发,赴新疆开展“心手相连点亮生命”健康扶贫天山公益行活动。当天下午,率先抵达的公益专家,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医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开展公益诊疗、基层巡讲系列公益项目。之后的10余天里,他们的公益车队还将为沿途3200公里的民族同胞送健康、送爱心。

这些年,敖虎山带着学会团队奔走在少数民族地区,为少数民族送医送药。也因为,敖虎山自己是少数民族,从内蒙古草原走出来的他比别人更知道,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健康教育更为薄弱的现状。

做健康讲座时,敖虎山总是习惯性站立。尽管50多岁了,身材依然保持得不错,没有中年人常见的腰腹,肩背笔直。深蓝色衬衣领子处,时常带着一个银饰领结。“这个是穿蒙古袍会用到的一种装饰。”因为不太可能整日穿民族服装,他便动脑筋移到了衬衫上当领结。

做公益的初衷,说起来也简单。1995年去日本留学攻读博士时,我国的心血管发病率还很低。10年后敖虎山从美国博士后毕业回到北京,心血管疾病已呈暴涨态势。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人生活变得富裕了,可以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然而过度饮食导致肥胖、高血压、高血糖、高脂血症、脑卒中及代谢综合征等慢性病找上门来。心血管疾病80%是可以预防的!“不能任由无知下去了,得做健康教育。”

“出去讲课非常难。”走出医院科室单独面对社会时,才发现挫折比想象中多得多。甚至5年前,敖虎山在某地级市做健康讲座时,连社区的人都聚不齐。

时至今日,尽管已经是北京市健康科普专家,外出去传递健康理念做科普教育,面对寥寥十几个人的尴尬也还是会让敖虎山遇到。遇上了,他也不多计较,“一台手术可以救一个人,一堂科普公益讲座,可以让在座的十几个听众受益。”听过他讲座的人,不少开始默默地运动了。

“时刻感到自己在救人。”即使有着心底向善的正义感做支撑,但做公益毕竟不同于当医生。医生往往是别人有求于己的甲方,而做公益则是有求于人的乙方。“尤其在募集资金的时候,说服别人支持我们的时候,必须得低下头来求人。”

最开始,敖虎山也很不适应。一次他因公益活动找一个当院长的同学协调,对方只是让他在门口多等了一会,他都萌生出了强烈的羞耻感。后来,次数多了,他也想通了,“这个时候是为了更多人考虑,不是为了私利求人。”现在,敖虎山自嘲自己是一个高级“乞丐”。

还有一段经历,敖虎山很少提及。因父母去世早,他从小跟着哥哥姐姐长大。漂泊无助的感受特别深,“在一个地方,有一帮自己的小朋友圈,却很快就到了另一个姐姐家住,然后又没有朋友了。”

做公益可能也出于这样一种深层次的心理需求,小的爱缺失了,人性的力量,会指引去更大的空间里寻求人与人之间的共识。公益,说到底就是陌生人彼此之间的守望相助和相互传递的大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