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知识就是力量”，那么，这样的推论当然也是顺理成章的——有知识的批评有力量。

《理性之谜》一书中讲，理性和直立行走一样，是一种进化出来的特性。而这种特性，跟高度的社会性有关，即：人的合作与批评。

犯错与受批评，是一个人成长道路上必不可少的印迹。也可以说，人类社会还没有设计出任何一种机制可以像批评那样，将人性中的种种缺憾改变、弥补为合作创新的动力。罗曼·罗兰一言以蔽之：“倘若人活着不是为了纠正自己的错误，克服自己的成见，扩大自己的思想和胸怀，那么活着又有什么意义？”

但问题是，人的身上并没有“错误”或者“正确”的工具化按键，纠正错误不是按下某一个键，立马就“每于寒尽觉春生”了。批评当然要有立场、讲态度，但从根本上讲，批评的正确方式，不是要靠某种手段去压制或战胜一些人，而是要用知识的力量去赢得人。我非常欣赏一个说法，批评本身只是一种中介，而不是沟通的本身。

1837年，被称为“蜂鸟”的世界上第一辆电动汽车出现了（内燃机汽车的诞生还得等几十年）。但是，这一发明却遭到来自汽车、石油界一些言之凿凿的批评。加之巨大石油储藏的发现、长途公路的兴建等多种原因，十几年后，电动汽车竟然停产了。但后来电动汽车的重新崛起证明，此前对它的那些批评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利益考量，而非科学的评判。一位英国记者在其著作《重新思考》中讲述这个实例后提出这样的思考：每个人的认识能力都是有边界的。因此，仅仅依靠批评者的地位来判断批评的价值是值得怀疑的。

什么是有知识的批评？读罢另外一段轶闻，可以有所体会——197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由威廉·阿瑟·刘易斯和西奥多·舒尔茨共同获得。有意思的是，两人赖以成名的二元经济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是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并且只要涉及学术观点，他们始终坚持相互的批评。但评委们恰恰认为，这种“知识的批评”和“批评的知识”，对经济学的发展是“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因此，他们有理由一起分享荣誉。

批评要有知识，但只有促进发展与进步的知识才有力量。恩格斯在研究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化后，写下了重要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但在后来再版的序言中他写道：“这本书所描写的状况，至少就英国而言，现在许多方面都已经成为过去。”革命导师总是站在时代与知识的前端，因此，经历了百年历史风云，人们依然坚信，他们的理论“是对的”。

当然，进行有知识的批评首先自己要有知识。清代有个年轻诗人写了400余行的诗请袁枚推荐。袁枚看后，将前人咏葵花的诗句题写在上面：“能共牡丹争几许，被人嫌处只缘多。”既批评了诗抻得太长，又留足了面子，学子焉能不服？说到这里想起，鲁迅先生虽对袁枚远离现实的靡丽文字多有批评，但提到《随园诗话》，先生如是说：“不是每个帮闲都作得出来的。”可以看出，鲁迅并不喜欢其文品，但又不否认其学问。这种充满了学识气息的批评，告诉我们何谓大家风范。

《史记》中，但凡有头有脸的人干了蠢事，司马迁总以“为天下笑”这几个字为评。或许，对那些无知识含量的批评，亦可用以评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