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工作需要”。那时售票全靠手工，一沓一沓的粉红色纸质车票按方向分类，放在身旁的格子里，“要想卖票快，旅客一说要到哪儿，就得知道是在哪个方向。”杨爱今说，80年代末的一次春运中，她一天卖出了2000张票，“打算盘的手指头磨得光亮，算盘都磨出了包浆”。

徐继英记得，一到春运，北京站的旅客人山人海，排队的人把售票厅、站外广场都挤满了。许多人带着铺盖卷儿排队，一排就是一天一夜。

9月3日，来北京站乘车的旅客陆续进入候车厅。A12-A13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但买到票不等于能上车。因为春运时人太多，每个人又都扛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年货，到处挤得水泄不通。为了让旅客顺利上车，北京站在东西两个候车室尾部建起天桥，直接通往站台。到了快上车的时候，旅客从候车室直接进站台，在天桥上检票。

站里还专门组织客运员成立了“突击队”——哪趟列车传来消息说“人满了，上不去了”，突击队就火速赶到站台，把满站台乌泱乌泱的旅客想方设法塞上车。

徐继英曾是突击队成员，她说那时候旅客趴在窗户上，他们就往里推；旅客站在门口挤不进去，突击队的小伙子就一脚把旅客踹进去。“这要搁现在，早就投诉了。”徐继英笑着说，可当时，旅客和突击队的目标一致，能上车就行。

为了能让更多的人回家过年，运货的棚车也被铁路部门调过来，充当临时客车。一位80年代坐过棚车的网友将棚车的特点概括为“黑、脏、臭、慢”。

这位网友写道，“棚车黑乎乎的，没有座位。好在冬天穿得厚，可以垫上报纸席地而坐。车窗虽有，却是铁的，一尺见方。如果我们上车早，就能占据其中的一个小窗位置。窗关上了，全车漆黑。窗开了，寒风直灌。于是我们把握分寸，把车窗拉开一小部分，既可见窗外移动的风景，又不致让别人抱怨风太大。车内永远散发着一股浓烈的臊味。”

这位网友说，这种车固然诸多不便，但想到很快就能与久别的亲人团聚，谁都不在意了。

据新华社报道，1988年的春运是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当年从1月18日持续到3月20日，共63天。那年的《人民日报》刊载报道《我国每天有70万人站着乘火车》，称个别车次超载率超过100%。

徐继英也对那个冬天印象深刻。那年春运，她和其他几个客运员从早到晚在站里，一分钟解决20多个人的问题。“一天下来，累得我胸疼，话都说不出来。”

从受罪变成了享受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春运的硬件条件逐年改善。最大的变化就是火车不断更新迭代，从蒸汽机车到内燃机车、电力机车，随后又迈入动车高铁时代。

王银堂是北京站副站长，从1978年开始，他和列车打了半辈子交道。他的第一份工作是调车连接员，俗称“钩子手”，负责把一节一节车厢编组解体。

曾让徐继英“累得腰疼”的茶炉车厢，就是王银堂们一节一节组装上的。以内燃机车为例，一趟列车15节车厢只装3节茶炉车厢，多装财力不够，而且还有安全问题。

80年代初开始，一部分内燃机车挂上了发电车厢，可以保证整列火车的供电供暖，还可以在车厢里装空调。“列车员不用烧煤，每节车厢就都有茶炉了。”王银堂说。

21世纪初，电力机车开始取代内燃机车成为客运主力，“劲儿大，噪音小，污染小”。机组可以直接给车厢供电，发电车厢也省了，可以增加客运车厢。

飞跃性的变化，发生在2007年。那年4月18日，全国铁路第六次大提速。北京站首开26对“和谐号”动车组的始发、终到作业，全国铁路从此迈入动车时代。两年后，武广高铁开通运营，人们又迎来了高铁时代。

动车正式启运前，曾在北京站试验过一段时间，每个车座放上一袋大米模拟旅客的体重。王银堂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动车组时的情景，光洁的白色车身，“车型也好，性能也棒。”他禁不住感慨，“太漂亮了！”

车型进步，车内环境随之改善。徐继英记得，改革开放之初，旅客出门都是自带窝头、烙饼，还是高粱面儿的，就着白开水吃。很少有人吃得起车上的盒饭，能在餐车点餐的更不是普通人。现在，列车上供应多种规格的盒饭，还推出了动车组互联网订餐服务，既有肯德基一类的快餐，也有红烧狮子头一类的小炒。

春运期间的旅客，除了大学生和传统的外来务工人员，还有许多在机关、企业工作的白领，甚至金领。在王福春的镜头里，他们的穿着时尚考究，在车厢里享受着数小时的旅程：有的女旅客躺在卧铺上敷面膜；有的男旅客自带功夫茶具，在动车上细细品茶……

“现在列车的调度都实现智能化了，铁路运力比原来大大提高。”王银堂说，自己年轻时，春运加开临客，最多加开50多对，“再多铁路网上就挤满了，运行图上已经没有空当了。”

而今，动车组全部由计算机联网智能化控制，缩短了间隔时间，提升了列车开行密度。北京站工会主席、新闻发言人谢景屹说，“过去七八分钟走一趟车，现在十分钟之内就可以连进带出十多趟车。”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18年春运期间，全国旅客发送量约29.7亿人次。而40年前，这一数字是1亿。

尽管有了诸多变化，但铁路对春运的承载责任越来越小，人们出行的选择不断增多。

2015年春运过后，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研究员张国强对春运期间大众的交通选择行为做过一次调研。他向北京一家科研机构的员工发放问卷，结果显示，乘飞机和自驾车回家的人数超过全部样本的60%，其中乘坐飞机的比例约为40%。

张国强认为，自驾车作为春运方式越来越普遍；在收入水平较高的群体中，航空成为春运交通的优先选择。

谢景屹也感受到了这种变化。近几年，一些买不到卧铺或硬座的旅客宁愿不坐火车，也不愿站着回家。“不像过去，一个无座的票都要去争去抢。大家对于出行体验的追求越来越高了。”

改革亲历

王福春 著名铁路摄影师，拍摄有《火车上的中国人——中国改革开放40年影像记录》

我1963年考入哈尔滨铁路局绥化铁路机车司机学校，毕业后分到哈尔滨铁路局三棵树车辆工作站。我做过宣传干事，从技术室借了一部海鸥相机开始拍照片，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一拍就是40年。

我很幸运，亲眼目睹并如实记录了上世纪80年代的民工潮。那是新中国铁路客运的高潮之一。

中国人出门坐火车是首选，民工潮开始后，一票难求，一车厢定员108人，那时装两三百人都是常事儿。除了过道、厕所，连行李架上、座位底下都是人。有人在过道上铺了报纸打个盹儿，突然脸上一烫，睁眼一看，原来是旁边人的烟灰掉脸上了。

我曾经拍过一个小女孩儿，她和农民工父母挤在一节车厢门口，全身脏兮兮的，脸上挂着汗泥。因为人太多，她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困到极点，站着就睡着了。我对着她，心中酸楚，五分钟都按不下去快门，我想到了自己小时候。

小小一个车厢就是时代的缩影。我拍了40年，看到了太多太多的变化。以前的农民工蓬头垢面，衣服上补丁叠补丁，回趟老家，连锅碗瓢盆都背着。现在的年轻一代打工者，穿的时髦体面，一般就只拉一个行李箱，上下车都比原来快多了。

80年代末，第一批富起来的老板用上了大哥大，他们在火车里也要高声打电话，生怕别人听不见，派头十足；穿着西装，连袖标都不剪掉，其实就是想让别人看到牌子，知道自己有钱。现在人人一部智能手机，我一上火车，所有人都一个动作：刷手机。所以我总感慨，现在片子都不好拍了！

我的这套作品前段时间开影展，来看的人非常多。很多观众在照片里找到了年轻时的自己。一位六十出头的退休教授对我说，自己是老三届大学生，当年坐火车回老家就是扒窗户进去的。可如今再回头看，当初再不堪的经历都成了美好的回忆。

中国这40年是改革最快、变化最大的40年，在铁路这个小分支，我全赶上了，全在我的影集里，没给社会留下空白，这就是我作为摄影师最大的成就感了。

改革辞典

春运

即春节运输，是中国在农历春节前后发生的一种大规模的高交通运输压力的现象。以春节为中心，一般持续40天左右，从农历腊月十五到正月廿五。30多年来，春运大军从1亿人次增长到2015年的37亿人次，相当于让非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的总人口搬一次家。

新京报记者 王婧祎 实习生 曾雅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