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天禧·墨笺楼”2017年举办过“集邮家旧藏：周作人、夏衍、陈湘涛、沙子芬、许庆发等名家信札、实寄封及其他邮品”专场，笔者在拍卖图录上找到夏衍给赵士骏的一封信，不见于沈宁、沈旦华编的《夏衍全集》书信日记卷和《春秋逝去的贤者：夏衍书信》，当为佚信，先照录如下：

士骏同志：

两次来信都已收到，谢谢。

我的邮集已于78年发回，大概损失了20—30%，大龙、小龙和那个红印花小四分四方联都还在。不过近年来视力衰退，所以集邮的兴趣已不如以前，但我的女儿和孙辈则成了邮迷，你寄给我的首日封均由他们保存了。

另外，有人想要收集文革票，不知市上价格如何，便时乞告。

我五月底要去外地，六月中旬你来北京时不知我是否已回京，请到京后打个电话联系一下。余再谈。祝好！

北京地址：北京朝阳门北小街46号。

电话：441756。找沈宁（我的女儿）即可

在展出夏衍这封信的同时，还有赵士骏1981年6月12日给夏衍的回信，信中提到，“日前由苏州返沪接获台瑞五月廿六日大札，内情敬悉一切甚慰，得悉您老人家的邮集还存在，损失了一些总算不幸中的大幸，这也是难以避免的，只要留得好身体就可以了”，由此可以推知，夏衍给赵士骏的信的写作日期当是1981年5月26日。

夏衍不但是一个剧作家，还是一位资深的集邮家。《集邮》1958年第5期刊发有《访问集邮家夏衍》，夏衍在访谈中介绍，“我开始集邮，大概是在十四五岁的时候（1914年）”，“起先是收集‘香烟片子’，后来主要是好奇，对邮票发生了兴趣。中学时代陆续集了一些，渐渐懂得各国邮票的多种多样，并且开始懂得从邮票上可以得到一些知识。‘五四’以后到日本念书，方才知道集邮有各种组织，旧邮票有很大的市场。在日本七八年，陆续收集了一些，但那时是穷学生，收集的都是所谓‘大路货’。五角钱一袋的或一块钱一袋的。那时也没有什么目标，自己没有的，觉得图案和印刷漂亮的都要，总以为数量愈多愈好”，直到抗战前后，“在上海、重庆、香港看到一些集邮刊物，开始有了一点门径，懂得邮票的品种浩如烟海，决不能无目的地乱集。同时，也因为已经收集了一部分‘华邮’，对中国邮票的历史发生了兴趣。于是就把目标集中到以‘华邮’为主了。”采访的记者当时还参观了夏衍的邮集，有“大龙光齿”四方连全套、“小龙毛齿”四方连、“红印花加盖小四分”等，“老解放区的邮票也所缺有限”，还有苏联、匈牙利的邮票，日本的以早期的实寄封为主。夏衍在《我也爱好集邮》中也曾提到，他“从青年时期开始集邮”，看到和搜集过“帝国主义‘列强’在我国发行的‘商埠票’和‘客邮’”、“中华民国发行的‘临时中立’邮票”、“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无面值’邮票”，还有“一些30年代在中央苏区和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各解放区发行的‘解放区票’和实寄封”，单从邮集就可以看到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历史。

夏衍集邮的爱好，就连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也是知晓的。夏衍在《永远难忘的教诲》中提到：“在会见中岛健藏的时候，廖承志说了一句他是日本有名的集邮家，会后恩来同志就对我说，你不是也欢喜集邮吗？你可以把你的邮集请他看看，再送他一套新中国的邮票。这比送什么礼品都会更让他高兴的。”同为剧作家的吴祖光在《剧本》1957年4月号发表的《作家和战士——记夏衍同志》中也提到，夏衍“从很年轻的时候起他就是一个集邮家，在任何艰苦的环境里他都没有停止对邮票的收集。他的几大册邮票是他的心爱的珍宝，经过了多少劫难还保存在身边。几十年来他几乎把他的全部劳动所得都买了邮票。据一个有同样癖好的集邮家告诉我，夏衍同志在邮票的收藏方面已经有国际的名声。遗憾的是像我这样的他的许多朋友大都对邮票的知识一点也没有，完全不能分享他那种怡然自得的乐趣。近些年来由于他的家庭中的主要成员夫人、女儿和儿子，都对他的集邮表示冷淡，他把兴趣转向字画方面，尤其是齐白石先生的画，在这几年里，夏衍同志亦够得上收藏家的资格了。”

夏衍曾参加“中华全国集邮展览 1983·北京”荣誉类展出，并为这次集邮展题词“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但同时，人也是可以或应该有一点爱好和情趣的，集邮，就是一种可以增长知识，陶冶性情的高尚的文娱活动”。他还在1989年中华全国集邮展览上展出了自己收藏的清代大小龙、红印花加字、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的邮票及实寄封。“我收藏这些东西，并没想过要留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永远保存在我们沈家。所以我拟了个‘沈氏曾藏’的字样”，1991年1月23日，夏衍将自己收藏的珍贵邮品捐给上海博物馆，2009年，夏衍的女儿沈宁又将父亲留下的7539件邮品捐给上海博物馆。

（作者：宫立，系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