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所有从跨进校门开始,到做这一行,直到今天,整整40年是伴随它(改革开放)过来的。一扇大门慢慢的打开了,没有这时代就没有我。——张艺谋

高考往事

张艺谋:1971年我进了工厂以后,干的是纺织车间的辅助工,很辛苦,三班倒,那时候你21岁,正年轻嘛,所以你不甘心那种生活。总觉得要学点什么东西,我表哥爱照相,带着我去放了一些照片,就很迷恋,后来就开始学照相。1977年时候恢复高考,其实所有人都蠢蠢欲动。

我对电影一无所知,那时候对我来说就是能考上大学就行。而且1978年是我最后的机会,我知道它能改变我的命运。

你看那个高考牵动了千家万户的心,我认为它除了求知之外,它还寄托了一个人成才的理想。

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收到录取的通知书,工厂全都传开了,因为出了一个很大的事,我们所有的老工人见我都是说艺谋放电影要学四年呢,他们认为我在学放电影,那个年代的人们不觉得拍电影可以作为终身的职业。

拍摄《黄土地》间隙,陈凯歌曾对张艺谋说,在咱们82届153个同学中,有一点属你最强烈——心比天高。拍摄完三部片子,张艺谋果然做了导演。这一次改变他命运的女神,是一部叫《红高粱》的小说。

导演之路

张艺谋:28岁才进电影学院,所以就完全不再像那些十七八岁的孩子还有点无忧无虑,我完全不是。这个大学能不能读完不知道,所以就特别特别努力,特别刻苦,给自己定很多标准。

做导演的念头早就有了,那时候主要是觉得很尴尬嘛,我比全校同学都大。老摄影师都是给我们这样讲:你们毕业以后分到电影厂,基本上要有十年到十五年,多年的媳妇才能熬成婆。我就觉着,那我毕业32岁,十五年以后四十多岁了我才掌机,那我太晚了。

为什么第五代作品大部分都是拍那种历史题材的,寻根的,乡土的,它是受到当年文学思潮最大的影响,当年文学界寻根热。所以第五代的作品在这个氛围下成长起来,它带有那个时代强烈的烙印。所以也很难说《红高粱》是不是终结,但是我认为所有人都是跟着时代一同走的,所谓与时俱进嘛。

拍摄成本仅60万元的《红高粱》,一举夺得1988年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触摸到世界三大电影节的最高奖,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那一年,张艺谋刚好38岁,与柏林电影节同龄,由此开始了其后30年的导演生涯,原著作者莫言33岁,摄影顾长卫31岁,主演姜文25岁,巩俐23岁。这群年轻人,用激情和才华创造了一个中国电影的奇迹,后来都成为了电影界的佼佼者。24年后,莫言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这也是电影与文学相互成就的时代传奇。

张艺谋:那个年代,因为我们这一批年轻人,所谓第五代,那时候听起来像个传奇一样,像个神话。有一段时间他们给我定义,就说得奖专业户,摄影也拿奖,导演也拿奖,演员也拿奖,就感觉逢奖必拿,到全世界各地,摘金夺银,第五代导演们都是风头正劲的时候。

2002年,随着我国加入WTO,国家开始改革电影制片、发行及放映行业,实行院线制,中国电影步入商业化进程,但如何进行市场化运作,电影产业究竟为何物,业内尚处在一团迷雾当中,此时,张艺谋执导的《英雄》横空出世。

中国电影商业化的先行者

张艺谋:当时我们在面临中国电影产业的一个坎儿,我只是想拍一个武侠片,套了一个荆轲刺秦的故事写了好几年了,突然《卧虎藏龙》横空出世,一鸣惊人,我就想放弃了。后来安乐影业的老板江志强就劝我,你还是拍吧,这个故事也很有特点。拍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要不要张曼玉,要不要梁朝伟,要不要李连杰,让我都觉得很惊讶,我说可能嘛,原来是拍一个文艺片。所以就这样子,一步一步,变成一个大片。

后来《英雄》上映,最后两亿多票房,你知道是全国票房的四分之一,这是不得了的,今天如果是400亿的全国票房,它就是100亿,完全没想到,就这么爆,成了一个爆款。

其实人没有天才,谁是天才,是时代给了你这个机遇,时代给了你这个可能性。我们在这40年当中,我们进步,我们学习,我们历练自己,也看到整个国家,整个环境发生的大的变化。

所以如果说到40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代。我认为今天的电影呈现了很多多元化,我们的市场,还有我们的创作队伍都是很多元的,包括新的年轻的电影工作者,他们是未来的生力军,就是这样子,我觉得这其实就是生活。

我们这一代人总有这样一种心情,就是不想浪费时间,就一直想马不停蹄,也就是说希望跟这个时代一直同步往下做,希望能有更多的好的作品。要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这时代就没有我。——张艺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