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同玉（中）在手术中

11月22日~23日，上海，一场有关BK病毒的高峰论坛持续召开了两天。

担任本届论坛大会主席的是全国政协委员朱同玉。他是一名泌尿外科医生，也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

多数人没有听说过BK病毒，即便是医生，不知道BK病毒的也大有人在。

这是一种多瘤病毒种属的DNA病毒，其得名起源于一例姓名首字母为BK的肾移植患者。BK病毒常常在人们出现免疫缺陷，或免疫能力低下的时候出来作怪，诱发相关人群患上肾病、膀胱炎等疾病。

目前，我国关于BK病毒的临床研究水平已经走到了世界最前沿。

将BK病毒研究带到国际领先地位

因为BK病毒不易培养，过去很长时间有关该病毒的研究难以深入进行，因而医学界也很难明确这种病毒对人类健康的影响，该病毒也就长期被人们所忽视。最近几年，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朱同玉所带领的团队已经成功在一种肿瘤的细胞系中培养出BK病毒，这也标志着有关该病毒的研究已经发生质的飞跃。

“我们的团队不仅成功培养出了该病毒，还将该病毒的培养时间从2个月缩短至1周。与此同时，我们自主研发的试剂盒，还能够快速准确地从人的血、尿或组织中检测出该病毒。”朱同玉告诉记者，随着BK病毒被成功培养，研究团队对该病毒的研究也日渐深入。目前发现BK病毒与膀胱癌的发病有密切关系，甚至怀疑BK病毒就是导致膀胱癌的元凶，就如同乙肝的发病是由乙肝病毒所诱发，鼻咽癌的发病与EB病毒、宫颈癌的发病与HPV病毒密切相关一样。

那么明确了BK病毒的致病机制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朱同玉表示，在明确了BK病毒的治病机制之后，临床医生或者科学家就可以进一步筛选可以治疗该病毒的药物，或者抑制该病毒传播的方法。

“虽然目前，我们对于治疗BK病毒的相关药物筛选还处于比较早期的阶段，但BK病毒的致病机制已经基本明确。这就是非常难得的进步，即便放在全球范围而言，都是极为重要的突破。”朱同玉向记者强调。

事实上，有关BK病毒的研究，只是最近几十年来我国病毒学研究长足进步的一个缩影。30年前，在朱同玉刚刚工作时，我国对于病毒学的研究还只能望发达国家之项背。现在，则可以与曾经“膜拜”的国家平起平坐。

“比如说，目前全球已知的6000多种病毒中，有1/3是在中国被发现的。而在30年前，我国90%以上的病毒学和细菌研究知识都来自于国外。改革开放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只能聘请国外专家来国内科研院所担任客座教授，现在越来越多的临床医生到世界知名的大学去担任客座教授。”朱同玉向记者表示，他本人现在也在密西西比大学担任客座教授。

据朱同玉介绍，他担任主任的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不仅有来自澳大利亚科学院的院士担任客座教授，还有一位已经在中心工作了8年的英国科学家，因为认同中国的文化和工作环境，甚至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多项肾移植手术开创国内“第一”

身为一名泌尿外科医生，朱同玉做过的肾脏移植手术已有上千例，且不少手术成为国内“第一”。

比如，中国第一例Denys-Drash综合症儿童的肾脏移植，就是朱同玉完成的。Denys-Drash综合症是一种十分罕见的先天性疾病，该病以肾病综合症为主要表现，全世界报道仅有200余例。

那是在2009年的时候，朱同玉接诊了一位年仅5岁的Denys-Drash综合症患儿。幸运的是，该患儿和妈妈配型成功，可以把妈妈的一个肾换给他。然而，儿童腹腔小，把一个成年人的肾脏装进去难度很大，加上孩子体质差，又伴有乳糜腹、高脂血症、中度贫血等问题，成功救治的几率很低。为了保证手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朱同玉带领手术组多次进行术前讨论，并最终历时5个小时成功完成了移植手术。这次手术，在国内率先实现了在原有肾脏旁接一个好肾且原来的病肾并不予以切除的方法，也即真正意义上的“换肾”。同时，这次手术也创造了上海市年龄最小的肾移植纪录。

除了国内首例Denys-Drash综合症儿童肾脏移植手术，朱同玉还完成了亚洲首例心、肝、肾序贯移植，以及上海首例供肾小肾癌切除后的活体亲属供肾移植等手术。谈到这些成就，朱同玉坦言是时代的变革赋予了他更多创新机会。

“刚参加工作时，国内能够做肾脏移植手术的医院仅有几家，一家医院如果一年能做上几百例手术，那就已经是特别了不起的成就。而随着社会发展，目前国内已有几百家医院可以完成肾脏移植手术，有的医院每年可完成上千台肾脏移植手术。并且，不只是数量，我国器官移植的质量也大大提高，可以说是临床水平仅次于美国的国家。”朱同玉告诉记者，就肾移植而言，我国不仅拥有世界先进的技术，那些国际上最新研发的药物，也几乎都在国内同时开展了多中心临床实验。

我国患者的医疗保障水平也令世界刮目相看。“在改革开放初期，百姓们常常面临缺医少药的问题。现在，我国不管是药物的保障水平还是临床治疗的手段，都处于世界比较先进的水平。另外，我们最初的科学研究只能与瓶瓶罐罐为伍，现在大型先进实验设备已并不罕见。这些软硬件的保障，既提升了我国临床医生的创新能力，也保障了百姓们更好地享受医学创新成果。”朱同玉说。

我国在部分细菌的临床研究和应用也令世界瞩目

在一些细菌的研究如在噬菌体的超级耐药治疗方面，朱同玉的团队也同样颇为骄傲。

前几天，两位感染了全耐药菌肺炎克雷伯氏菌（简称“全耐药肺克”）的患者从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治愈出院了。

“这两名全耐药肺克感染患者都已经患病十余年，此前在国内多家医院治疗都无成效，因为对现有的抗生素全部不敏感，患者感染很难控制因此痛不欲生，其中一位患者还不止一次想要自杀。而在公卫中心治疗一个月之后，我的团队利用噬菌体办法对付超级耐药菌，患者没有使用抗生素就治愈了。”朱同玉告诉记者，其实噬菌体治疗全耐药肺克，就是指利用那些侵入细菌细胞的病毒（也即噬菌体），来裂解使患者对抗生素不再敏感的细菌细胞，从而治疗病原菌感染的一种手段。

现在，两位全耐药肺克患者通过噬菌体治愈开开心心地出院了，这也是目前国际上为数不多的全耐药肺克治愈病例。事实上，细菌与抗生素之间的斗争和相互制约一直是临床工作中的重大难题，该问题在重症监护病房和器官移植免疫力低下的人群中尤其严重。全耐药肺克报道最早见于本世纪初的纽约，随后在世界各地都见到越来越多的病例。有统计数据显示，去年上海市各大医院检出的肺炎克雷伯杆菌20%以上为全耐药菌株，且目前常用的抗生素治疗方案常常无效，患者死亡率极高，已经成为一个十分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

“随着耐药性细菌产生的问题越来越多，以及新抗生素研发的缺乏，未来使用噬菌体将会是应对超级细菌感染的重要选择之一。”朱同玉很欣慰，在噬菌体的研究和应用方面，我国同样让世界瞩目。

这欣慰背后，是朱同玉对自己“赶上好时代”的感慨。因为这样的幸运，他才有机会读了大学，有机会从事国际最前沿的一些研究，有机会代表中国的医学专家在世界上发言并拥有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