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丈高楼平地起。在科技领域,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巨大科研成果的取得,离不开前期的研究积累。而前期的研究积累,自基础研究始。

12月7日,十三届全国政协第十六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会议并讲话。人民政协报记者 齐波 摄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基础研究取得长足进步,整体水平显著提高,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不断增强。但与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要求相比,我国基础研究的短板却依然突出,重大原创性成果缺乏,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结构不合理,顶尖人才和团队匮乏,评价激励制度亟待完善,企业重视不够,全社会支持基础研究的环境也需要进一步优化。

在今年5月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抓住大趋势,下好“先手棋”,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夯实世界科技强国建设的根基。如何强化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抢占世界科学发展的制高点?如何牢固确立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营造良好创新环境?如何提供高质量科技供给,着力支撑现代化体系建设?12月7日,全国政协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委员和国家部委负责同志汇聚一堂,共寻基础研究创新发展之路。

登高望远科学布局

为充分了解我国基础研究现状、精准建言献策,今年6月和7月,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组成调研组分别到安徽合肥和上海开展了专题调研。11月26日,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主任、教育部原部长袁贵仁又组织此次双周协商座谈会的会前协商会,邀请全国政协副主席万钢出席,和参会委员、部委有关同志一起对将要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做进一步的研讨。

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科技部原副部长曹健林一直关注科技重大专项领域。在调研和协商的过程中,他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导致许多重大专项的核心关键任务攻关困难的直接原因就是我国基础研究不够充分、不够深入。

“近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使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经过调研,我们发现诸多‘卡脖子’技术不仅涉及许多应用转化技术,而且大量体现在基础技术研究。基础研究做得好的领域,在解决‘卡脖子’技术时能够争取主动,而基础研究不够的领域仍然多处受制于人。”

曹健林认为,要实施好重大专项,必须超前布局,夯实基础。而在重大专项的实施过程中,也应不断对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提出的新需求,在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统筹部署,使得基础研究有的放矢。

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徐惠彬也十分强调前瞻性在基础研究发展中的重要性。“要充分发挥举国体制优势,以重大科技项目为抓手,依托大学及中科院建立相对独立运行的服务于科技重大专项的基础科学中心,制定科学前沿规划,开放共享科研设施,打造人才聚集高地,组织开展国际合作。”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的意见是,面对当前激烈的国际竞争态势,必须尽快启动国家实验室实质性建设,同时要以国家实验室为责任主体单位,尽快启动相关领域的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

“强化基础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重大原始创新能力。要面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科学问题、国际科学研究发展前沿领域以及未来可能产生变革性技术的基础科学领域,统筹资源,超前谋划、强化部署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万钢表示。

开放平台协同创新

建设基础研究开放平台和打造协同创新链也是委员们的共识。

万钢提出,鼓励科研院所、高校、行业、企业、地区打破区域和行业壁垒,联合成立实验室。强化科技资源、特别是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放共享。研究制定科学数据规范管理办法,形成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科学数据中心。“我们要注重提升重大基础研究平台对自主创新的服务能力,把企业、市场和基础研究、原始创新联系起来,提高创新的质量和效益。完善平台的管理、社会服务补偿机制和后续发展规划,促进持续开放共享。”

“创建需求驱动的协同创新链,优化协同创新的制度安排,实现基础研究、技术研发、生产和应用推广体系的无缝衔接也十分必要。”全国政协委员、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钱锋建议,在基础研究领域,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制定国家基础研究指导战略,集中突破关键的基础理论;在技术创新领域,以国家重大工程项目需求为导向,发挥政、产、学、研的协同创新优势,借鉴军工研究和高铁技术研发的经验,瞄准重点领域,进行协同创新;在工程应用领域,以市场为导向,组织、引导技术需求侧的企业制定并参加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创新,聚焦智能制造应用的重点领域攻关,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院长匡光力希望尽快实施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联合基金协议并保证足够的支持强度;鼓励和允许合肥国家科学中心在加强基础研究成果开发和利用、尽快向原始创新能力转化方面进行新的探索。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孟安明则进一步提出了基础研究数据和资源平台的统筹建设与共享。他表示,科技文献库、数据库、资源库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支撑平台,我国已建有多种此类平台,但其作用的发挥十分有限,原因就在于“数据烟囱”林立、“资源孤岛”无数,却都是“自留地”。“建议设立国家级的中心、平台或数据库、资源库,统一标准,稳定投入,开放共享,严禁将其作为依托部门或单位的‘私产’,并通过立法进行保障。”孟安明说。

尊重规律稳定支持

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副所长张德兴看来,保证国家拥有一支心无旁骛、潜心研究的战略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至关重要。因为这支队伍是产生引领科学前沿的顶尖人才团队的前提条件和基础,是破解“卡脖子”问题的重要保障。

“在当前国情下,最关键的着力点是消除烦扰科研人员的重大后顾之忧,使学术界恢复应有的平静,使科研人员回归初心。是否可以在对‘人’的稳定支持上打通‘最后一公里’,保障维持核心研究连续性的基本经费和科学家及其核心团队的薪酬,让科学家真正没有‘断电’的后顾之忧?”张德兴说。

受体制机制等因素影响,长期以来我国科研人员找项目、出成果的压力较大。项目周期短、经费不稳定,再加上考核评价标准较为单一,导致基础科学领域部分科研人员不敢去“碰”那些虽有原创性、前瞻性和引导性但周期长的课题,而是专挑容易出论文、出成果的短平快课题。“年初要题目,年终评论文;今年报项目,明年看进度”……不少科研人员都对此深恶痛绝,却又无可奈何。

事实上,科学研究有自身的规律,重大科技成果的出现绝非朝夕之功,需要长期积累、坚持不懈。回顾我国一些重大原创成果和为国家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科技成果,往往都是经过几代科学家、用几十年奋斗得来的。

因此,委员们表示,要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建立长期稳定的支持机制必不可少,只有这样,才能让从事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科研人员潜心研究,可以十年不鸣,争取一鸣惊人。

全国政协常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卫也认为,进入新时代,国家基础研究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科技工作者日益增长的科学探求好奇心、对科技引领创新的美好向往,与科技资源不充分、资源配置不精准、在不同领域地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之间的矛盾。

“其中,资源不足仍是突出矛盾。我国的研发经费总额只达到美国的80%,而基础研究的支出只占研发经费总额的5.2%,加上从基础研究到形成市场占有的长周期性,使得人们对基础研究的长程效益缺乏耐心,管理者没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决心。”

杨卫建议将我国基础研究占研发经费的比值列入各级政府的指导性指标,争取在2021年达到10%,或达到GDP的千分之二。

除了提高国家在基础研究上的经费支持,全国政协委员、“HongKongX”科技创业平台和创科香港公益基金会主席、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沈南鹏还提出了推动民间力量支持基础科学研究的建议。“可以通过宣传和表彰捐赠者等形式,进一步提高捐赠科研院校、支持基础科研的社会意识;引导、鼓励和支持由民间,或由民间和政府共同发起成立非营利的专门研究机构,并放宽一些限制条件。”

管评双改加强培养

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鸿认为,要迈过科技创新的“关键坎”,人的因素第一。但中科院、中国科协和九三学社近年来的调研均表明,我国科研人员直接科研时间平均只有二分之一左右。

时间都去哪了?

“争取项目、购置设备、评估考核、申报评奖、审核报账、行政事项、社会活动等事务占据了科研人员的大量精力。科研管理体制机制中违背科学规律的弊端对科研人员的束缚干扰和消极影响依然存在。”邵鸿表示。

“一定要尊重和保证科研人员工作时间,实施科技领域的‘放管服’,营造让科学家心无旁骛干事业的环境。同时建立以创新质量和贡献为导向的绩效评价体系和长效评价机制,强化学术共同体评价,合理确定评估周期,最大限度减少对科研工作者和科研活动的折腾干预,鼓励自由探索和坐‘冷板凳’。”邵鸿说。

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沈阳材料科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卢柯对于当前基础研究评价体系中存在的“帽子”评审循环迭代、评价指标简单量化、学术评价“跑偏”导致学风恶化等问题也十分担忧,他建议进一步改革国家科技奖励评价体系,精简奖项、精选专家、精细评审。

这一观点和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徐涛整合、统筹、加强管理科技人才队伍的建议不谋而合。“应从人才成长规律出发,有一个部门牵头抓总,把分散的人才资源集中起来,建立全国人才项目库,同一水平人才计划原则上只支持一次。同时建立跟踪评估和淘汰制度,打破人才‘铁帽子’,淡化‘标签’。”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万建民进一步提出加强科研诚信建设。他提出严肃处理学术不端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并建议建立健全系统化的科研诚信管理制度和管理体系,加快科研诚信立法进程,出台专项法规,大力加强科研诚信教育,倡导求真务实的学风。

对于基础学科人才选拔和培养,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分析中心主任李景虹有话要说。“基础学科的长远发展,离不开高素质的理工科人才和全民科学素质的提高。要避免学生对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不愿意学、不愿意考,要强调基础课程和基础学科的重要地位,避免人才培养和储备的空心化倾向。”

与此同时,委员们也认为,科研人员自身也要发扬科学精神,继承老一辈科学家的优良传统,在探索未知、创新创造的路上摒弃急功近利的心态,用“十年磨一剑”的劲头来治学,最终实现科研创新的惊人一跃,“虽无飞,飞必冲天;虽无鸣,鸣必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