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北方官僚鉴藏活动的兴起清朝建立后，定都于北京，一方面战乱打破了南方安稳的社会环境，使士人的文化交游圈受到破坏，明朝内府收藏的大量书画散落民间，另一方面，一些明代的旧臣以“贰臣”身份进入新的朝代，“清廷对明移臣的怀柔政策使得大批汉族文人聚集北京”，明代移民随之也带来了自己所收藏的古书画。

一、 清初北方官僚鉴藏活动的兴起

清朝建立后，定都于北京，一方面战乱打破了南方安稳的社会环境，使士人的文化交游圈受到破坏，明朝内府收藏的大量书画散落民间，另一方面，一些明代的旧臣以“贰臣”身份进入新的朝代，“清廷对明移臣的怀柔政策使得大批汉族文人聚集北京”，明代移民随之也带来了自己所收藏的古书画。官僚阶层拥有便利的人际关系，往往可以通过雅集交游等活动欣赏、鉴定以及交换书画作品，以孙承泽、梁清标、宋荦、周亮工为代表的北方官僚鉴藏群体逐渐兴起。宋荦为典型的清初官僚鉴藏家，字牧仲，号漫堂，商丘人，由荫生官至吏部尚书。在与同僚鉴藏家的交往中，宋荦丰富了鉴赏经验，并有一些鉴藏类的著述传世，如《西陂类稿》《筠廊偶笔》《漫堂墨品》等。不但如此，宋荦的鉴藏实践也很丰富，其收藏的书画有很多精品，比如唐代杜牧的《张好好诗卷》、蔡襄的《虚堂诗帖》、王诜的《烟江叠嶂图》等，并尤为喜好元代的文人画，元代赵孟頫的《红衣罗汉图》也曾被他收藏。宋荦在自己收藏的古籍书画上很少题跋，往往盖以“商丘宋荦收藏善本”“宋荦审定”“西陂诗老书画府印”等鉴藏印，分别为：“宋荦审定”钤于杜牧《张好好诗帖》；“西陂诗老书画府印”钤于恽寿平1670年作《蔬果册》册页；“商丘宋荦收藏善本”钤于《柳河东集》。

这些新朝的北方鉴藏家经常通过大运河从南方购藏古迹，寻求那些散落在民间的书画。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的影响下，书画鉴藏中心逐渐向北方转移。宋荦曾经在江南地区收购大量的古籍书画，这些古籍书画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宋荦的喜好和鉴藏观，最终这些作品经宋荦的收购辗转来到北方。

29. 9cm×31.6cm 纸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二、 宋荦的书画鉴藏交游

明末时期，皇帝常常以赐予大臣书画的方式来代替俸禄。宋荦的《筠廊偶笔》中提到：“七月二日，上出大内历代珍藏书画赐廷臣，父权以大学士蒙赐。”在宋荦十三岁时其父宋权拔擢为翰林大学士。当时皇帝常赐予大臣们历代珍藏的书画，故其父宋权以国史院大学士身份所获得的书画也为宋荦的收藏提供了更多作品。宋荦为官时也备受皇帝的赏识，皇帝常常赐宋荦御题的字画，故此宋荦在晚年建“御书楼”来专门珍藏康熙皇帝所赐的作品。宋荦所收藏的书画对自身书风也有一定的影响，宋荦收藏数幅米芾的作品，并常加临写，他在《西陂类稿》中曰：“拜赐，御书恩，浩洋仁惠，諴民额，臣堂怀抱清朗褒殊，常临米芾书，缭绫光天。”其书风逐渐受米芾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在2004年北京匡时国际拍卖的宋荦七言诗，体势与米芾的《烝徒帖》有许多相似之处，字形空间变化丰富，结体活泼，线条粗细变化丰富，牵丝连带果断坚挺。

宋荦的人际交往很广泛，不仅与同为官僚鉴藏家的梁清标、孙承泽、高士奇等有所往来，也与文人画家兼收藏家的王士祯、张仁熙、朱彝尊等交往密切。宋荦在《西陂类稿》中记载了江边送别高士奇时，高士奇赠他一幅董其昌的《江山秋霁图》，这令宋荦激动不已，作诗歌于卷尾：“昭待鉴赏谁第一，棠村已殁推江村，五年当湖暂休沐，摩挲卷轴穷朝昏……”

在宋荦看来，梁清标去世后，应推高士奇的鉴赏水平为第一，高士奇收藏的古书画已不逊色于梁清标的藏品。由此看来，宋荦与高士奇、梁清标等交往密切，这些官僚鉴藏家常常同赴雅集，欣赏书画古玩，或通过书信交流，互以诗相赠。宋荦在这种书画的往来中对鉴藏家水平的高低和作品的优劣有了自己的批判标准。和年少时期的宋荦在书画鉴藏方面有密切关系的是孙承泽。孙承泽，字耳北，号北海，又号退谷，是明末清初的政治家、收藏家。宋荦与孙承泽可谓忘年之交，二人相差41岁，宋荦虽为孙承泽的晚辈，但同好书画雅玩。《宋荦年谱》中记载：“顺治十四年八月，宋荦应顺天乡试，不第。与前辈孙承泽、王崇简、熊伯龙、宋征与诸人时相过从，为文酒之会。”此时宋荦24岁，乡试不第，而孙承泽却对宋荦的才华有所赏识，常邀宋荦来拜访自己的书斋—“三雅斋”，《西陂类稿》中记载：“退谷先生许数过，高齐三雅共摩挲。偶披五石瓠中目，始恨当年未见多。”可见，宋荦常在“三雅斋”中与孙承泽共赏书画雅玩，这使宋荦大开眼界，悔恨相见太晚。在此过程中，宋荦得到诸多教诲。

孙承泽在鉴定一幅古字画时，往往通过观察作品的墨色、用笔及所盖印章来判断作品是否为真迹，他在《庚子销夏记》中记载了关于褚临《黄庭经》刻帖的价值鉴赏：“《黄庭经》传世者少佳本，禇河南临者旧称第一，然石缺其半。乙酉之春从市贾得宋装小册一函展视。用笔之妙宛如手书，其墨色，拓工具绝上书，御府古石刻，盖唐石而宋装也。为宋高宗所鉴赏，上有内府图书印及奉华宝藏印。刘夫人掌内书记居奉华堂，凡有上品书画始用其印，此帖诚不世之珍。”由此孙氏将其视为佳品，这种目测观察的方法影响宋荦对古字画的鉴赏，他在《论画绝句》中记载：“黑夜以书画至，摩挲而嗅之，可辨真赝。”宋荦认为古今书家的雅俗之别需要在目鉴的基础上用手摩挲画作的绢纸来赏鉴，方可辨其真伪优劣。此后宋荦开始在外做官，与孙承泽的往来有所减少，但孙承泽给年少时期的宋荦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对于宋荦而言，其书画鉴藏方向的老师除了孙承泽外，还有同为官僚收藏家的梁清标。梁清标，号棠村，是明末清初著名鉴藏家，以“贰臣”的身份进入清朝，收藏了大量古书画。宋荦学识深厚，喜好鉴藏书画，与梁清标兴趣相投。梁氏曾以书信的方式与宋荦交流藏品的流传以及鉴定的方法，其在一封信中写道：“赠言并画卷缴璧。美人韶秀明艳，信为宋人笔无疑。周公暇必以为唐人，前辈鉴定亦多误如此。赠言满纸琳琅，极一时才人之胜。深惭秕在前矣。”根据作品的用笔而言，应为宋人所作，但明代周天球却以为是唐人所画。由此梁氏指出，前辈的鉴定也多有失误，不能因其名气大而不敢质疑，这对宋荦的鉴定起着重要的影响，也使其重视不同历史背景影响下书画作品的时代性。梁清标鉴定书画的态度严谨认真，他在《西园雅集图记》中记载：“一日持画来者，轴已破坏，绢为煤烟熏染，黝然几不复辨，墨痕就日审视乃西园雅集图也……则余之画信伯时无疑，即非伯时当亦宋人名手临摹。”梁氏在鉴定中不妄加定断作品的真伪和价值，而是谨慎地对待作品的不确定因素。

不但如此，梁清标对宋荦的影响还体现在元代文人书画方面，在梁氏的收藏中，元代文人书画占很大比重，其与宋荦的交游中也有助于增加宋荦对元代文人画的了解及喜爱。不过宋荦并不是一味赞成梁清标的鉴赏观点，在《西陂类稿》中宋荦记载的《题吴远度画山水》中云：“远度具妙笔居胜地，江山吞吐，人文切磨，其以画得名，非偶然也。后游雪苑，纵观余家所藏御赐旧迹，浸淫寝食其画，益进于古。梁棠村先生以为摹仿元人而不自知其入于宋，信夫。”对于吴远度的这幅山水画，梁宋二人持有不同观点，梁氏以为此画是模仿元人风格所作。而宋荦日夜观赏古书画，其鉴定时注重目测，从画作的线条、颜色以及整体意境的分析上说明，此画的气象都已非常接近宋人，应是宋画的风格。因为宋画追求对客观事物的精细描绘，而元画则更强调笔墨境界，故此时的宋荦在学习前辈的基础上已形成了严谨评判作品年代及价值的鉴藏观。

在宋荦的鉴藏交游中，对其影响最大，交游历时最久的要数王士祯，二人的书画交游基本贯穿了宋荦鉴藏历程的始终。王士祯，字子真，在十八岁时就已中举，在清初文坛上有一定的声望。宋王二人同岁，常常一起觞咏雅会，彼此为对方的藏品题跋。康熙十六年（1677）中，王士祯为撰写《名臣言行录》，借宋荦所藏的明代沈鲤的《家书》，阅后赋上跋。二人最多的交流还是诗歌唱和方面，“1691年，宋荦在给曹贞吉的信里提到自己有诗集三卷要请王氏点定；1694年，他作《论画绝句》廿六首成，所请的评议人里照旧有王氏一席；1697年，宋荦完成刊刻施元之注苏轼诗集的大工程后，亦特地作诗歌报告王氏”……宋荦任江宁巡抚时，亲见王安石《唐百家诗选》二十卷完本，兴奋地将其购得，告知王士祯，随后宋荦将《唐百家诗选》于吴门刻之，并将刻好后的《唐百家诗选》寄给王士祯，由此可见二人关系之亲近。不但如此，诗歌还是二人进行交流鉴赏观点的方式和渠道。

有时宋荦写的诗词会邀王士祯为其作序，自己所新购得的书画文献也告知王士祯来一同观赏。例如宋荦在《西陂类稿》中收录了在1680年自己与同僚朋友一同唱和的《双江唱和集》，诗集的开篇就有王士祯写下的“新城王士祯阮亭批点”。除此之外，在诗集的后面又有王士祯的题跋《寄怀牧仲虔州》：“今年八境台双江入登眺间注诗，楚骚多识不为少，遥忆书到时赣，石风嫋嫋。”当时在文坛影响极大的王士祯评价宋荦等人诗风悠扬婉转，并对其诗集中进行批点和题跋，也客观地增加了宋荦的文学影响力。由此看来，诗歌也是二人交流鉴赏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书画鉴藏方面，宋荦在面对不确定真伪和年代的作品时，往往不会坚决地断定其真实性。“宋荦请人跋过王维的《伏生图》，对另一幅家藏王维《捕鱼图》则没有留下只字片语，也许自己犹未深信。”这种鉴藏观是受到王士祯的影响。王士祯《池北偶谈》中记载：“丁巳四月初二日，过宋牧仲刑部邸舍观书画。洛神赋全图，卷长丈许，山用矾头，余皆丹碧，上有元公主金闺小印。”对于清初的这些官僚收藏家来说，其接触到的唐宋及之前的书画较少，仅有《宣和画谱》为其提供参考依据，故当时的北方官僚鉴藏家对唐宋时期的书画作品持有“宁可按不可断”的态度。王士祯正是如此，对于这幅《洛神赋图》仿作，不能断定其为东晋顾恺之所作，但又不知为何人所仿，故根据画中的某些特点来分析，王士祯仅严谨地认为此画乃是宋代人所仿，不完全断定其真实年代及作者。可见在书画鉴藏方面，二人都持有“宁按勿断”的态度。宋荦与王士祯的交往数十年，二人唱和诗歌，鉴赏书画，彼此形成良好的书画交游活动。

三、 宋荦书画鉴藏交游的特点

宋荦与同僚们的书画鉴藏交游活动频繁，他们共同鉴赏书画、互赠诗书、鉴定题跋。在鉴赏的过程中，其鉴藏方式和态度与当时严谨的学术风气相一致，这一定程度上受清初考据之风的影响。清初的考据之风注重文献依据，追求实事求是的态度，“清初学风转变的直接结果是训诂考据之学的兴盛，而训诂考据的前提就是需要大量真实可靠的资料作为依据”。清初训诂考据学的兴起，不仅使金石学及古文献受到文人士大夫的重视，也使当时的官僚书家形成务实的鉴藏观。

宋荦在鉴赏一幅书画作品时，常常通过目鉴的方式观察画作的用笔、用色及风格特点来最终判断其作者或者真伪，并根据自身的喜好将鉴赏过的古籍字画进行交易或者收购过来。其中，宋荦对于不同风格特点的古书画的了解，往往也是根据真迹作为对比依据。对于不能判断其作者的作品，宋荦及一些同僚们常持有“宁按勿断”的态度。根据该画作的特点，大致判断其所处年代，其余不多加说明。这种严谨的鉴藏态度显然是受到当时考据之风的影响。在这种学术风气下，宋荦也曾进行过金石碑帖的买卖或收藏。例如宋荦在1699年得到流传的《华山庙碑》拓本，并作《延熹华岳庙碑歌》：“……明中叶遭倍击，神物消灭同飞烟。关中秘藏或一二剥落，那得骊珠全此本宋拓，缺仅十一字，可博一金钱，河北金吾老爱此，摩挲珍比琼琚璇，何幸鸿宝入我箧。”“河北金吾老”指的是明末清初的收藏家王鹏冲，直隶长垣人，因此该拓本又称长垣本。这部《华山庙碑》拓本原被他收藏，后转入宋荦手中。从“何幸鸿宝入箧”中又能看出宋荦对此拓本的喜爱和珍视，宋荦为这本金石拓本作诗歌，不仅使拓本的价值性提高，还为后世提供了《华山庙碑》长垣拓本的流传依据。

宋荦常常与同僚朋友进行书画交游，其个人的书画往来又影射着当时官僚鉴藏家交往的整体风貌，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很普遍的。清初的北方官僚鉴藏家活跃于书画雅集等活动，通过一幅作品的递藏情况可以体现出当时社会中书画的流动性。北方官僚鉴藏家之间的交游促进着书画作品的流传，“‘交游考’的面纱后，遮掩着一方的能力和另一方的需求”。正是在此种条件下，书画交易愈加频繁，书画市场也愈发兴盛。而到了清朝中期，宋荦等私人收藏的书画作品转到安岐手中，最终被后人上交至乾隆内府。虽然流传于民间的法帖数量逐渐减少，但帝王的收藏却使古代法书墨迹进行了大汇总，有助于作品的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