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率

人口出生率两年连降，仍存人口红利

2018年年末，中国内地总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及海外华侨人数）达139538万人，比2017年末增加530万人。全年出生人口达15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94‰，同比2017年下降了1.49个千分点；死亡人口为993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13‰；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81‰，同比2017年下滑1.51个千分点。

可见，我国已经连续两年出现出生人口率下滑以及人口自然增长率下滑的情况。对此，宁吉喆表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已经很清晰地表明，2018年中国不仅人口在正增长，出生人口数量也是比较大的，1523万人，这个数据还是很可观的。“至于人口增长率、出生率有所下降，人口的数据不是只看一年，要长期观察，历史上我们有过人口高峰，现在人口的结构变化也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所以，不必过度解读。”

宁吉喆称，我国的人口红利仍然存在，劳动力资源近9亿人，有一些波动，但这个规模仍然巨大，我们9亿人当中有7亿多在就业，还是有空间。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翟振武针对这一数据解读称，从数据来看，去年我国出生人数、出生率都是下降的。原因有二，一是前两年我们的出生率比较高一些，主要原因是“二孩”的累积效应正在释放，这一两年出生率逐渐就回落下来了。第二个原因是大批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妇女正在退出生育旺盛期，1985年~1990年出生人群现在陆续都到三十多岁了，所以育龄妇女人数比以前少了，生孩子的数量自然就比以前少了。“这样的趋势应该说是很正常的，并且是可以预见的。同样的情况会持续下去，中国的出生人数会逐年减少，在未来几年内这样的趋势是很明显的，2019年的出生人口可能会比2018年还少一些。今后的出生率会逐步降低，死亡率逐步上升，两者持平后，中国人口就会进入一个零增长的状态，这个大概二零二几年会出现。”翟振武表示。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分析认为，2018年出生人口规模下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不过主要原因是育龄妇女规模下降以及“90后”女性婚育推迟。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的估计，从2018年开始，25-35岁育龄妇女的生育主力人口开始下降。这是2018年出生人口下降较多的主要原因。

未来中国新生儿数量会否继续下降？黄匡时认为，无论是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的预测，还是联合国人口司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以及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人口展望等，都预计未来我国出生人口的长期趋势是呈现下降趋势。（潘亦纯 许雯）

展望

2019年中国经济不存在“失速”风险

如何看待2019年的中国经济发展走势？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说，展望2019年，内外需求放缓压力可能增大。其中，受外需减弱和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出口增速将回落。在政策的大力推动下，基建投资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回升，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则可能回落，整体投资难以大幅回升。消费增速稳中略缓，仍然是经济增长的最大动能。无论从供给侧还是需求侧来看，2019年经济都存在下行压力。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则预测，预计2019年GDP增速将降至6.3%，比2018年放缓0.3个百分点。“中美贸易走向仍存在不确定性，这对国内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都将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叠加国内劳动力人口规模下降、储蓄率高位走低，以及金融周期下行等因素，今年国内经济运行将延续景气回落过程，GDP增速可能进一步走低。”

不过，多位业内人士同时指出，2019年中国经济不存“失速”之虞。

“宏观政策将在‘稳增长’方向上逐步发力，前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推进‘去杠杆’、‘去产能’‘去库存’，也为2019年实施逆周期调节腾出了一定的政策空间。”王青补充，城镇化进程每年新增1000万就业，国内消费升级带动服务需求增长较快，高端制造业还有很大发展空间。总体上看，2019年经济运行的回旋余地仍然较大，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变中有稳”，不存在经济“失速”风险。

连平持有类似观点。在他看来，宏观政策逆向调节力度将加大，对经济的作用将从2018年的调控和抑制转为2019年的支撑和托底，2019年经济增长或将呈现前低后稳。（侯润芳）

建言

货币财政宽松的同时不应“松监管”或“行政化宽信用”

针对中国经济的形势，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成为共识。

近期，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多次在公开场合呼吁财政货币政策双管齐下，以应对经济增速下滑的危险。

“中国过去40多年的经验证明，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速，一切问题都会恶化，因为大多数经济和金融问题都是以经济增速为分母的。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速，结构调整、经济体制改革等长期问题无从谈起。”余永定说，中国有必要执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辅之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对此，联讯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奇霖持有类似的看法。“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加大逆周期调控的必要性上升。财政政策是主角，包括提高财政赤字率、扩大专项债额度、结构性减税等。货币政策同样需要维持宽松，为宽财政提供流动性支持，并通过再贷款、定向降准等方式，引导资金流向实体。而美国经济见顶信号愈发明确、货币政策紧缩节奏放缓的外部环境，也为国内货币宽松打开空间。”

不过，经济学家邓海清同时提醒，政策层不应“松监管”或“行政化宽信用”。

“采取逆周期调节措施确实是对的，包括货币宽松、财政宽松等等，但是需要减少行政化手段对市场出清的干预，更不能通过转移矛盾再暂时性强刺激经济。”邓海清解释。

一方面，目前中国杠杆率仍然处于历史最高位，杠杆率仅仅是稳住，并没有明显下降，需要慎重对待加杠杆。另一方面，不应以“行政之手”介入信用扩张，而应当让市场自然出清。应当允许经营不善的民企优胜劣汰、破产重组，对于违法违规、恶意欺骗市场的民企应当加大惩罚力度，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经济转型升级。（侯润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