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58岁的霍奇金淋巴瘤女性患者,在使用博来霉素之前,需要使用抗组胺药物预防过敏。医生为她开具的抗组胺药物,是肌肉注射异丙嗪注射液。但在使用过程中,护士擅自将需要肌肉注射的异丙嗪注射液改成了入壶滴注。结果仅在2分钟后,患者就出现了一过性晕厥伴小便失禁。好在医生和药师及时调整了患者用药方案,并给予补液加速患者体内药物代谢,患者的不适症状消失。

这是2月16日,在“发挥药师作用,确保用药安全与促进健康中国建设”研讨会上,北京宣武医院药剂科原主任王育琴教授分享的一个案例故事。

这是一场关于推进药师立法进程的研讨会。研讨会由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中国药师协会等单位联合举办,每年一届,至今已是第四届。

“药师是建设健康中国不可替代的专业力量,是百姓用药安全的‘守门人’。”正如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徐卸古所言,每届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关于药师立法的呼声都很高。但总体而言,药师法立法工作一直进展缓慢。

百姓用药安全的“守门人”

据中国药师协会的统计数据,目前我国已经注册的职业药师有103万人。特别是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百姓对于安全用药的健康服务需求也日益增加,我国药师队伍也随之壮大。

药师队伍能够为社会和百姓提供哪些服务呢?王育琴教授还讲述了另一个案例。

一位有胰岛素过敏史的患者在注射鱼精蛋白胰岛素后,发生过敏性休克并死亡。

“实际上,在患者病历上就有关于胰岛素过敏史的记录。但医师在给药的时候忽略了这一点,结果用药错误酿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王育琴表示,用药方法错误、剂量错误、联合用药错误等造成的药物伤害,是全球患者面临的共同挑战,要降低这一挑战,需要加强药师这一队伍的建设,需要强化药师的健康“护佑者”作用,这样才能推动药师为群众提供更优质的药学专业服务。

“实际上,百姓的用药安全除药品本身的质量安全外,还包括药品使用要正确、合理。”王育琴认为,通过了解患者用药情况、提供专业咨询或进行药物重整,药师有助于保障药品供应、监护患者安全用药,能够极大提高患者用药合理性,保障其生命安全。

这也是多数与会专家的共识。因为这样的共识,从几年前开始,专家们就在呼吁推进药师立法工作,以规范药师的行为并充分发挥药师的作用。

我国药师的“双轨制”管理待破题

虽然已经形成专家共识,但尴尬的是,虽然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目前我国的药师还是“双轨制”管理,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所谓的‘双轨制’管理,是指目前我国的药师队伍分属两个管理体系。其中,由国家卫健委管理的医疗机构体系内的药师,实行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制度;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管理的执业药师体系,实行职业资格准入制度。这两个体系,在管理主体、资格准入、职责权限、人力资源管理、继续教育等方面,都存在区别。因此,为早日在法律的框架内,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优质的药学专业服务,亟须出台一部《药师法》来规范药师的管理。”北京大学药学院药事管理与临床药学系主任史录文教授表示。

全国政协委员、辉瑞制药中国企业事务部总监冯丹龙也表示,近10年间,我国医护人员数量有了很大幅度的增长,相比之下,药师数量的增长比例则小得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公众对药师价值的认可度还不高。

天坛医院主任药师、北京市医管局总药师赵志刚则认为,医护人员和药师增长数量的不匹配,实际上意味着药师队伍在卫生体系中的力量弱化。其弱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药师的责权利在法律中没有明确。因为没有明确,在多数医院,药师是否提供专业服务,以及提供专业服务的多少和好坏往往没有太大差别,因而投身医改的积极性受到打击。

要提升药师积极性,首先需要提升药师的地位。对此,冯丹龙认为,可通过设立药事服务费来体现药师的价值。

“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设立了药事服务费,其中包括处方调剂费、处方审核服务费、药品治疗意见费、患者教育服务费等。这种药事服务费的设立,既是体现药师价值的有效途径,也是补偿药事成本的必要手段。”冯丹龙说。

“药品,是特殊商品。药品保障体系,是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是美丽中国的重要支撑,是公共健康安全的重要基础。推进药师立法,还需要多部门、多系统、多行业联动。”来自首都医科大学的高星教授最后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