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了2019年政府工作任务，特别提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任务重、挑战多、要求高，要突出重点、把握关键，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做好2019年经济工作，笔者从坚持工作主线、深入推进改革、保持战略定力三个方面谈谈自己的认识。
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我国经济工作的主线，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格局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一是政策的立足点在供给侧而非需求侧，着力对象已经从需求转变为供给；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聚焦点是解决结构性而非总量性问题，其操作方法虽不排除需求总量收放，但主攻方向已转向结构性调整；三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目标在于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优化供给结构，短期的“对冲性”逆向操作虽仍不可或缺，但已不再是其主要选项。
这表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质是对需求管理的颠覆性变革，是以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为核心目标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见，在经济稳中有变的条件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线，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非需求管理。因此，政府工作报告不仅宣示了“继续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决心和信念，而且围绕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了“巩固、增强、提升、畅通”的八字方针。这启示我们只有继续循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道路走下去，在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的基础上，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提升产业链水平，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并将其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管总的要求，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更多采取改革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
以往的宏观调控主要依托政策层面的操作，通过各种短期的逆向操作“对冲”周期性波动和供求总量失衡。但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主线之后，宏观调控必须超越政策性操作的局限而伸展至体制机制层面，主要依托于改革行动：针对供给侧结构性矛盾产生的原因是体制机制导致的要素配置扭曲，必须推动体制机制变革，通过改革来改善总供给结构，提高总供给的能力和质量。只有在启用各种政策性操作的同时，将视野拓展至体制机制层面，加大重点领域改革力度，抓紧推出一批管用见效的重大改革举措，持续增强改革的牵引作用，方可能将宏观调控政策真正落实到位。
基于“必须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发挥掌舵领航作用”“必须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形成全局工作强大合力”等一系列规律性认识，政府工作报告作出了要“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的战略部署。这启示我们只有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深化“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以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为重点，推动相关改革走深走实，坚持向改革要动力，才能最终打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场硬仗。
保持宏观调控定力，主动引导市场预期。
面对经济运行稳中有变的新形势，我们必须保持宏观调控定力，有针对性主动引导市场预期，这至少包括互为关联的三个层面意义：一是在指导思想上，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形成了一系列指导经济工作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久久为功。二是在总体布局上，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既不能因为外部冲击而动摇我们关于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也不能因为外部冲击而动摇我们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心。三是在操作层面上，要针对新问题、新挑战及时调整政策，做好相机调控，做出一些预调和微调。这种调整既不会对既有的经济政策框架和宏观调控体系造成颠覆性影响，更不会是“大水漫灌”的翻版。
实践中，围绕应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及其所带来的变化，我国已经有针对性地推出了一系列新举措。比如：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二字已不再简单等同于“扩张”，而是在原有“扩大内需”意义的基础上，赋予了其“结构调整”的新内涵，从而让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大作用。再如：扩大投资规模不再单纯瞄准于“量”，而是注重拉动有效投资，把扩大有效投资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联系起来，与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相衔接，将扩大投资的对象聚焦在加快补上经济社会发展重要领域短板上，落实在“结构调整”项目中。据了解，北京市自2018年开始，把直接反映实体投资情况可全部转化为资本形成总额并纳入当年GDP核算的建安投资的增速作为GDP支撑指标，进一步明确了以精准有效投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投资工作导向，在全国尚属首次。当年全市建安投资增速、占比实现“双增长”，有效支撑了经济增长。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不少。可以看出，在保持宏观经济政策总体连续和稳定的前提下相机预调和微调，我们循着自己的目标取向，跟着自己的发展节奏，凝心聚力办好自己的事，“变压力为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这是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重要要求，也是我们应对经济运行稳中有变理应作出的战略抉择。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