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16日至18日,习近平总书记深入河北雄安新区、天津、北京,实地视察京津冀协同发展情况,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这距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专题汇报近5年时间。5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京津冀协同发展这盘大棋,落子布阵,成效显现。

全国政协委员武义青  

长期关注京津冀区域发展的全国政协委员、民建河北省委副主委、民建石家庄市委主委、河北经贸大学副校长武义青接受记者专访时说,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通过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解决好北京“大城市病”问题,实现“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的目标。

武义青表示,经过5年推进,三地逐渐打破“一亩三分地”思维定势,逐步形成“协同”大观念,紧紧扭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优势互补,错位发展,正在构建起京津冀区域“发展”大格局。

从“剃头挑子一头热”到同下“一盘棋”

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实施,政策逐步落地,促进了三地整体性、协同性发展。

记者: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5年来,您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

武义青:最直观的感受是交通变化,我经常往来三地之间有深刻体会。石家庄到北京之间从城际列车,到动车,再到高铁,通行时间一再缩短,最快的一小时几分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高铁同城化、公交化。快速轨道交通是连通城市群的筋骨,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关键硬件,现在京雄、京张高铁在紧张建设中,轨道上的京津冀正在形成。河北与京津交界的“断头路”被逐渐打通,铁路、公路、航空等领域加速互联互通。

记者:其他方面还有什么感受?

武义青:与交通一样,从对居民生活的影响来说,就是大气环境质量逐步改善。现在三地已经形成大气污染治理的联控联防机制,重污染天数在减少,雾霾浓度在降低,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从个人关注经济发展来说,通过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三地产业转移步伐在加快。媒体报道,近5年来,北京疏解退出的一般制造业企业有2600多家,疏解提升市场700多个,为可持续发展腾出更多的资源和空间。北京新发地蔬菜批发市场转移至河北高碑店、北京现代汽车在河北沧州投产,都是产业转移的典型,如果没有协同发展战略实施,这些产业或许不会如此快速转移。

记者:交通、产业、生态都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率先突破的领域,从实际效果来看,已经显现出协同发展的重要作用。

武义青:这充分证明三地在同下“一盘棋”。从上世纪90年代提出环渤海、环京津“两环”开放带动战略开始,河北不断调整京津冀都市圈、环首都绿色经济圈、首都经济圈等发展战略规划,在“背靠大树好乘凉”的区位优势下,一直持续努力谋求自我突破。但以往不论河北如何调整发展战略,都有点“剃头挑子一头热”,与京津之间似乎总有一种无形的屏障阻隔,一体化发展过多沦为概念。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的实施,第一次把河北全域纳入国家战略来谋划,第一次把解决河北与京津发展落差问题上升到国家层面来部署,第一次明确界定了河北的功能定位,第一次系统制定了支持河北发展的政策举措,给河北带来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在对接、服务京津中,河北在加快发展自己,而北京通过产业转移,实现“瘦身健体”,逐步解决“大城市病”烦恼。

社会领域公共服务促进下活“一盘棋”

三个率先突破的领域,带有基础性,但下活京津冀协同发展这盘棋,还需要制度机制方面的对接完善,特别是加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会带来自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动力。

记者:率先突破的三个领域都取得明显成效,是否意味着只要做好“转移-承接”这样的手递手工作就能很快补齐河北“短板”?

武义青:补齐河北“短板”是协同发展的重要方面,但绝非简单地把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疏解过来就能补齐河北“短板”。另外,能否加快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步伐,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河北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如果两个地方发展悬殊太大,不能有效承接疏解出来的项目,就会影响疏解的成效。这好比从楼上丢东西,再好的东西丢下去,地面的人未必接得住,甚至会物损人伤。所以,给转移出来的项目提供相差不大的环境,才会使项目转得出、活得下,更好促进承接地发展。

记者:相差不大的环境主要指哪方面?

武义青:加快一方发展,除了项目,更重要的是有创新型高科技人才。交通、土地、生态等是影响项目转移的重要因素,但这些问题解决好后,项目能不能来,或者项目来了人能不能跟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公共服务资源是否优质。而个人消费服务是否具有多样性、高品质,以及制度基础设施对获取相关服务的效率保障,也具有重要影响。所以,加快缩小河北与京津的公共服务差距,提高地方品质,是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加快疏解步伐,促进协同发展的重要方面。

记者: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形成需要一个过程,如何更好借力京津优质资源,提升河北的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

武义青:这方面,三地在探索推进,已经有不错的案例。比如,河北一些医院通过与北京的医院合作,采取知名专家定期坐诊的形式,使当地人不用去北京排队挂号就可以享受到知名专家的服务;一些学校通过联合办学的形式,引进京津地区教育管理经验等。这样的对接,有协同发展的大背景影响,但大多具有一定的“民间”性。要加快河北公共服务能力建设,除了河北自身努力外,需要国家进一步加大对河北的支持,相关部委在资源布局分配上,多从具体制度政策层面给予河北更大的倾斜力度,以加快河北公共服务能力建设,进而增强承接平台的吸引力,使疏解的过程更加顺畅。

“几件大事”有效布局“一盘棋”

重大战略实施,除了相应制度措施推进外,从具体大事抓起,会有提纲挈领的作用,加速推进战略实施。

记者:河北环绕京津,一体化发展呼声不断,但只有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后,才有效实现三地协同发展,原因何在?

武义青:三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错位发展,这是从国家区域经济发展布局出发,加强顶层设计、顶层推动,强调战略思维和系统思维的结果。如果没有上升到国家重大战略层面,三地之间由于利益牵绊,就不会摆脱“一亩三分地”思维定势,很难有实质性的协同推进。

记者:重大国家战略实施,除了三地之间积极对接协同内容外,从国家层面提出建设雄安新区、打造北京城市副中心、通过举办冬奥会加快张北地区发展等,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有什么促进作用?

武义青:这些都是国家大事,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雄安新区,与北京城市副中心构成北京新的两翼,与以2022年北京冬奥会为契机推进张北地区建设形成河北两翼。这种框架布局,不仅可以建设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有效缓解北京“大城市病”,同时有利于加快补齐区域发展短板,提升河北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水平,培育形成新的区域增长极。

另外,还有利于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打造全国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加快构建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这些都是下活整个京津冀协同发展棋局的“高招”。

记者:两个“两翼”中都有雄安新区建设,足见其重要性,特别是在构建世界级城市群和引领京津冀区域乃至全国发展方面,有何重要意义?

武义青: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雄安新区未来发展的顶层设计,既涵盖在“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中,又远远超出“两个百年”的设想。它具有未来性和前瞻性,承载的是未来更加长远的历史使命,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性工程,对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对三地的首要定位,但京津冀构建世界级城市群的城市等级序列不完善,既有人口超1000万的北京、天津超大城市,也有包括石家庄在内的众多大城市、中等城市以及小城镇,唯一缺少的是第二层级的特大城市。这既不利于产业梯度转移,也不利于打造“中心-外围”良性互动的城市发展格局。打造雄安新区这一新的增长极,将有利于京津冀城市空间格局的优化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形成。另外,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雄安新区规划建设,让创新真正成为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内生特点,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普遍形态,开放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不仅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探索新路径,为其他区域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而且将成为建设现代化城市、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