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参加全国两会的第二年。在过去的一年里，作为政协委员及药学科学家，黄璐琦去了很多地方，调研了很多问题，将向大会提几件提案。这些提案建议，全部跟中医药事业传承和创新发展有关。黄璐琦说，他的责任和使命就在于———善继岐黄。

黄璐琦：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工作专家指导组组长，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国家监察委员会第一届特约监察员，中国科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作为中国本土首位获得诺奖的自然科学家，屠呦呦研究员带领团队将青蒿素研制成功，充分说明了中医药学作为我国特有的医药卫生资源，是推动医药科技原始创新的源泉。鲜为人知的是，在中国科学家进行青蒿素科研攻关时，美国专家也进行了相应的动物试验。只是，美国专家在狗身上的试验发现，蒿乙醚具有较大的神经毒性，故而放弃了相关试验，这也让中国拥有了因为青蒿素的发现而获得诺奖的机会。”

3月7日，在医卫界45组、46组联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作为发言代表之一，向与会者分享了青蒿素背后的这个故事。同时，他也用药学科学家的身份，解释了“用西医标准评价中药”的局限性。

临床疗效：

中医药传承发展的核心要素

为什么青蒿素用在狗身上会有较大的神经毒性，而用在人身上却能够治疗疟疾呢？黄璐琦的答案，是因为动物和人拥有不同的代谢酶。

“因为体内拥有的代谢酶不同，虽然蒿乙醚用在动物身上有较大的神经毒性，但是用在人身上则完全安全。屠呦呦老师是受东晋葛洪所著《肘后备急方》一书启示，用低温萃取的方法最终将青蒿素成功研制。这一方面说明了青蒿已经拥有了至少2000多年的人用历史；另一方面则说明了重视临床疗效，是中医药传承发展的优势和特点。”黄璐琦坦言，如果按照西药或者国际天然药物的研究模式和要求，过多强调药物成分和作用机制，而对临床即药物的人用历史重视不够，我国可能也会与青蒿素失之交臂。

“所以，我们呼吁，中药的审评审批理念需要调整，既要遵循药品研发评价和注册管理的客观规律，又要兼顾中药特点和中医临床用药实际。目前我国在中药审评审批过程中存在突出问题之一，就是对法规和技术的要求执行过于刻板，重审核轻评价，未能灵活地应用已有的人用历史，对中药注册上市的证据支持作用。”黄璐琦强调。

合理灵活地应用已有的人用历史，能够对中药的注册上市起到怎样的支持作用？仅从我国专门针对甲型H1N1流感治疗研制的“金花清感颗粒”就可见一斑，该药作为我国的原研药，被国家卫生健康委列为流感防治的推荐用药。

关于“金花清感颗粒”的成功研制，也有一段故事。2009年，甲型H1N1流感全球暴发蔓延，我国医药专家在国家有关部门和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以具有2000多年治疗“伤寒”的经典名方“麻杏石甘汤”，以及具有200多年治疗“温病”的经典名方“银翘散”为基础方，经过6个多月临床与基础研究，成功优选出了专门针对甲型H1N1流感治疗的有效方剂“金花清感方”。该方的临床疗效也得到了国内外中西医专家的认可，最终，以金花清感方为基础“金花清感颗粒”经过多年临床试验和国家药审中心审核，作为能有效抑制甲型流感病毒，治疗包括甲型H1N1流感的中药新药，正式获得国家批准上市。

思维弱化：

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重要制约

与“金花清感颗粒”成功研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目前中医药领域对传统思维和理念的弱化，直接影响了我国中药新药创制的进程。

什么样的思维和理念是中医药发展的思维和理念？

“以药用植物姜黄为例。姜黄的根被称为郁金，为寒性，而姜黄的茎是药材姜黄，为温性。我们做过的动物模型证实，郁金和姜黄，在寒湿和湿热模型上也拥有不同的药效。这就说明，中药治病是药性在起作用，而药性是具有物质基础的，这一物质基础不单单是一种成分，其可能跟成分的种类有关，也可能跟成分的量有关。比如郁金和姜黄，就跟姜黄素的含量高低有关。而承认中药形成的‘唯象’，并根据复杂的机理对患者辨证论治，就是中医的思维和理念。”黄璐琦向记者解释，这种中医思维的应用，常常表现为得相同病的人，在同一位中医医生那里开出的处方却不相同。

很多流感患者有过相似的经历或者疑惑，西医开出的处方基本一致，但中医开出的处方却可能有很大不同。“这种不同，恰是中医辨证论治、个体化治疗的结果。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即便外在的症状相似，但对于个体而言，其疾病进展的状态却可能不一样。”但让黄璐琦遗憾的是，受多重因素的影响，目前我国中医的理念和思维正在被弱化，也亟待被创新。

而中医思维被弱化的直接结果，就是我国中医药传承和创新发展的进程受阻。

“以中药新药创制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基于传统中药制剂的新药创制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近年来，我国中药新药研发动能下降，2015年~2018年，获批新药证书数量分别为7个、2个、1个、2个，连续4年维持在个位数。这一现象与国家大力出台扶持中医药发展政策，各界对中医药发展的殷切希望，以及化药和生物药迅猛发展的势头形成了巨大反差，对中医药整体布局和创新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黄璐琦表示，中药新药创制是中医原创思维和现代科技相结合的成果，中医思维被弱化，必然导致成果产出会减少。

师承教育：

中医院校教育的有力补充

养成中医思维，也是中医人才培养的重点目标。而中医思维被弱化，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中医人才传承的困境。

“比如中医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前我国主要是按照国家制定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要求进行。这种培训模式下，学生主要学习的是西医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诊断检查方式，他们既没有掌握扎实的中医基础理论，临证水平也不高，属于‘缺乏中医思维’的人。这显然不符合中医人才的培养规律。”黄璐琦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院校教育成为我国中医药人才培养主要渠道，这种模式对于促进中医药与现代知识的结合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导致了中医学生临床实践不足。

“不管哪种医学，也即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其存在和发展的主要评价依据，就是临床能力。很显然，缺乏中医思维的中医学生或者中医医生，往往既不能熟稔地运用中医医理来治疗患者的疾病，也不能集西医之大成守护患者健康。在这种情况下，将中医传统的师承教育全面融入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可以作为弥补目前我国中医人才培养模式困境的重要途径。”黄璐琦建议。

这是因为，中医传统的师承教育，具有关系亲密、教学方式灵活、注重个性专长、突出实践技能等特点，既经千百年发展历史验证符合中医人才成长规律，也对传承中医药文化、传播中医药理念、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等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以记者了解到的中国中医科学院副院长唐旭东的师承教育为例。为响应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开展的“双百工程”名中医师带徒工作，2016年，唐旭东副院长接收了几名徒弟，其中一名是北京海淀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庞永晖大夫。这名庞大夫在跟随唐旭东及其团队学习的3年多里，整个人都自信起来，不仅业务水平有了明显提升，还拥有了很多患者粉丝。

在黄璐琦看来，唐旭东所参与的师承教育是高等教育的有力补充，这种教育模式可以更近距离地把一些国医大师、全国名老中医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经验传承下来，把中医思维传承下来，有助于补齐中医药传承发展的人才短板。

产业扶贫：

用中药材助力脱贫攻坚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脱贫致富离不开产业支撑，要大力扶持贫困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对此，黄璐琦有底气地表示，中药材就可作为一种特色产业来助力脱贫攻坚。

为何如此肯定？其实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已经做出了相应的探索。作为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专家指导组组长，黄璐琦在过去7年带头开展资源普查的过程中发现，有些贫困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脆弱，但十分适宜种植中药材。特别是因为药用植物生长的胁迫效应，这些地区的药材往往“相貌丑陋”但品质更好。

那么能不能利用贫困地区中药材的生长特点，发挥特色优势开展产业扶贫？答案是“能”。而为了得到这个答案，过去一年，黄璐琦带领团队去到贵州、山西、陕西、安徽等省，专门去了解贫困地区中药材种植现状及农户面临的困境。在贵州毕节等地区的贫困县，他们积极普及中药材种植知识，提高当地农户科学种植中药材的本领；在山西五寨县，他们撰写了《山西省五寨县中药材产业扶贫示范区建设方案》，在他们的推动下，有中药企业表示愿意投资2亿元在这里建设中药产业园区；在陕西宁陕县，为解决当地猪苓的生产和销售问题，他们协调引进猪苓生产企业，后者在四亩地镇投资1500万元建设猪苓饮片加工厂；牵头成立了中药材产业扶贫技术指导专家组，为中药材产业扶贫工作提供技术咨询和支持，成立会议在安徽金寨县召开，同期对六安市从事中药材产业人员进行了技术培训……

“发挥中药材特色优势，首先需要质量保障，这也是我多年来始终关注的话题。”黄璐琦告诉记者，目前我国中药材产业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方面，由于土地资源减少、生态环境恶化，有些生物学特性及生长环境独特的野生中药材资源流失，一些物种濒危，部分珍贵野生药用资源被迫停用；另一方面，中药材人工种植规模扩大，但由于药农重产量轻质量，栽培中药材种植年限不足等现象较为突出，导致中药品质下降、药性不足，影响临床疗效。

“在这些挑战面前，中医药事业如何更好地发展？可能，首先需要我们坚持中医思维‘自诊’，所以我根据去年的履职经历，带了多个提案上会。同时，也需要群策群力‘会诊’，这就是我们参与讨论、协商的意义。”采访最后，黄璐琦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