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网北京3月13日电（记者 崔吕萍 齐波）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过去一年，我国在优化营商环境、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与实践。特别是多措并举缓解民营和小微企业资金的紧张状况，融资成本上升势头得到初步遏制。
今年，伴随着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消费增速减慢，有效投资增长乏力。实体经济困难较多，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尚未有效缓解，营商环境与市场主体期待还有差距。我们一定要直面问题和挑战，勇于担当。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表示，民营小微企业营商环境的改善需要双方发力，有效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同样需要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握手”。
改善营商环境：
政策需细化企业家心态也要调整
记者：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的营商环境处于优化的快车道。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显示，在全球营商环境便利度排名中，中国较去年提升了32位，位列全球第46位，这是中国首次跻身全球前50。而这也使得中国成为营商环境改善最显著的十个经济体之一。数据背后，企业特别是民营小微企业在实际经营中仍然遇到一些困难。我们应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肖钢：不知道你是否记得，在去年三季度政协宏观经济形势座谈会上，很多委员发言时都提到了民营企业经营中遇到的困难。那时的情形很复杂，问题也很多。去年四季度开始，随着市场回暖，民营企业经营困难有所缓解。但还有一些问题并不是马上就能解决的。
对于实体企业而言，营商环境很重要，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此时此刻究竟怎样的营商环境对稳定企业发展信心有利？你可能率先想到的就是降低企业的税费负担，这方面，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多次出台政策，有关部门也形成合力，减税降费前所未有。
同时，我们在调研中也看到，仍有部分企业税费负担比较重。“解剖麻雀”后发现，这种负担感源于企业原先并不是按照名义税率缴税的，实际缴税金额要比名义税率低得多，这也是几次降低名义税率，但企业获得感不强的原因。
企业为员工缴纳社保是个很典型的例子，坦率地说，很多民营企业没有按现行规定为员工足额缴纳社保，而是按当地社会平均工资这个较低基数来缴纳的，现在要求他们改过来，那成本自然就上去了。
因此，企业负担中还是要两面来看：一方面，配套减负政策还需要细化；另一方面，企业家们也要调整好心态。
救急不救穷：
有效需求是民企能否获得金融服务的重要因素
记者：融资难融资贵是老话题，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这一关键词出现了4次，足见问题存在的客观性和解决的紧迫性。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肖钢：当前，一些人认为民营企业在正规渠道获得金融扶持的成功率并不高，但在我看来，这一件事正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金融圈里的人常说，信贷、发债和股权融资是融资渠道的“三支箭”。据我观察，民营企业从这“三支箭”得到融资的情况正在转好，比如民营企业在债券市场发债的量虽然不大，还要承受一定门槛（目前只有信用评级在3A级以上才能在债券市场发债），但至少渠道已经畅通了。相比之下，银行与资本市场在为民营、小微企业提供服务方面还存在局部梗阻的情况，但这一现象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关键是要实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获得贷款时的平等地位。在大型商业银行经营理念中，对民企还是不太放心，担心他们有信用风险。这有一定道理，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还是要引导银行，把这种经营理念矫正过来。下一步，我认为大型银行要在建立服务民企长效机制上下功夫，在风险控制方面、绩效考核机制方面要做相应调整。
记者：因为拿不到正规渠道资金，民营、小微企业可能为融资这点事支付了更高的成本。这个现象背后，作为“甲方”的银行是否也有难言之隐？
肖钢：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大家热议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一个看法是融资不一定难，应该是贵的问题更突出，但这个贵是相对正规融资渠道的贵。为什么会贵，这里有个风险溢价的因素。
我想说明的一点是，金融服务民营小微企业既要增加有效供给，同时也要提升有效需求，即民营企业如何增强信贷资金需求的有效性。民营企业、小微企业需要资金，这是客观存在的，但这种资金需求是否有效，尤其需要民营企业自身做出努力，从自身查找问题。
比如做假账的问题，相当多的民营企业财务有好几本账，跟银行打交道时用这本账，和税务部门打交道时用的又是另一本账，这可能是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同时，民营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对企业经营发展有决定性的作用，有些民营企业就是家族企业，家族里家长说了算，决策效率高了，但这也带来了民营企业公司治理机制不健全的问题。下一步，如何改善公司治理机制，协调平衡好实际控制人、董事会和外部独立董事的关系，真正形成制衡有效，激励约束有力，运作高效的现代企业制度，也是一个课题。
说到底，要解决民营中小微企业融资问题必须双向发力，银行与企业都要找到可以改善现状的平衡点。
记者：可不可以这样说，虽然都是市场主体，但银行市场化改革步伐，要快于民营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优化的步伐？
肖钢：我国商业银行基本都已上市，上市意味着既要对客户负责，也要为股东负责，这自然会带来风险控制方面的压力。如果不良贷款太多，会拉低银行整体的经营效益。我们可以理解民营企业对资金的需求，但同时也要对杠杆有敬畏感，借来的钱是要还的，不能把借来的钱用在不该去的地方。
记者：在您看来，民营企业该如何做好新时代的新企业？
肖钢：企业要转换经营机制，充分发挥董事会的作用。如果还是“家长制”，董事会、独立董事都形同虚设，大股东就有空子可钻，他们会利用各种方式融资，但融到的钱未必用到了主业。
还有个问题是，大家一遇到经营困难就向银行伸手，但企业能否思考一下，造成经营困难到底是否仅为流动资金不足的问题？你的产品是否已经被市场需求边缘化了？发展方式是否该转型升级了？管理理念是否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竞争了？融资可以救急，但无法救穷，这不是扶贫。遇到经营困难，企业最该想的是如何克服困难找到新路，而不是在那里等着银行来救。
记者：大众富裕阶层的财富如果希望在支持实体经济中赚得一杯羹，您考虑，应如何将这些“血液”引向“主动脉”？
肖钢：关键在于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集中在四个关键词上，即巩固、增强、提升、畅通。
巩固，指的是巩固去杠杆和金融乱象治理的成果。过去几年，我国在贯彻“三去一降一补”方面成效显著，金融乱象得到基本遏制，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也取得了成绩。下一步，我们要关注社会融资总额与经济发展速度相匹配的问题，特别资产管理新规出台后，我们更要注意，防止社会融资规模出现大起大落，进而防控由此产生的新的风险。
增强，主要是增强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的能力，这就包括大银行要更多支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的发展，增加这方面业务的比重；从机构的角度讲，要增加中小微金融机构，比如我们去一些中小民营银行，它们有的是实体银行，有的是互联网银行，业务重点就是服务民营中小微企业，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聚焦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发展，这类银行还应该增加。另外，农村金融机构也要更多聚焦“三农”。
提升，主要提升精准服务的能力，对民营企业服务时，还是要看企业是不是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产品是否有市场，技术是否先进，企业经营是不是聚焦主业。从另一个角度说，解决民企融资难问题光靠“雪中送炭”也是不够的，根本的是要落实竞争中性原则，解决玻璃门、弹簧门问题。今年，政协经济委员将计划开展民企进入军工，促进军民融合的专题调研，并提出政策建议。
畅通，主要是畅通传导机制，当前我国货币政策总体合理充裕，我们要做的，就是改进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把金融源头活水引导实体之田，而不是造成新的资产泡沫。比如房地产市场，目前房价再次出现上升的苗头，应警惕资金过度扎堆儿，引导房价回归理性。
社会信用立体化还差临门一脚：
金融这步棋走活了经济才能更顺畅
记者：现在，各行各业都在搞大数据，地方政府为数据收集也纷纷采取网格化城市数据管理的模式。据此，其实我们是可以期待这些数据既“长牙齿”又有“芯”的，但为什么在谈到金融服务民营小微企业时，还会有很多机构认为，信息不对称成为阻碍合作的壁垒？
肖钢：信息孤岛是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应该说，政府在主导信息联通方面能够、也应该发挥更大作用。现在各方面都很重视信息系统建设，全国信用信息平台已经搭建，但很多数据仍散落在各个系统，政府部门之间、政府部门信用信息系统与民营企业信用信息尚未连接，造成数据不全，运用不便。由于我国个人拥有信用信息的比例较低，加上信息割裂，就使信用评分更加困难。
要打破“孤岛”整合数据，在技术方面是没有困难的，关键是发挥政府部门统筹协调作用，把金融机构的数据，还有交税、水电费缴纳、犯罪记录、骑共享单车是不是按时还了等生活“痕迹”，这一系列的数据结合在一起，可以对一个人作出多维评价，但目前数据不好用。
前一阵子，我们去调研与共享经济相关的单位，发现民营企业信息联通的工作做得就很好，比如运用一些社会信用数据对客户进行评级。信用好了，就可以免押金、看电影可以打折。相比之下，部门数据联网还差临门一脚。
记者：现在这些问题，可能是几十年前的金融人未曾想到的。作为金融业“老兵”，您能否从历史角度，看新时代我们遇到的新问题？
肖钢：我是上世纪80年代初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最早分配到了中国人民银行，那时金融机构非常单一，只有人民银行一家，不仅要管货币政策，还要负责存贷汇业务，但这段时间没持续太久，我们就遇上了对外开放和金融改革的开端。
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往事，是人民银行曾一度被并入财政部的，直到改革开放之初才“分家”。我刚参加工作时被分配到人民银行，还是挤在位于三里河的财政部办公楼办公。我记得，当时的居民储蓄只有几十亿元，40年后，这个数据已经是几十万亿元，在这背后，如果说当年的金融体系是一根线，那么我们现在说的金融系统就是一张网。
从人民银行到中国银行，我的职业生涯见证了中国对外开放的足迹。中国银行的业务特色是外汇业务，服务三资企业（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三类外商投资企业的简称），引外资到中国来，现在要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过去是吸引外资到中国来，现在我们实际使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的额度之间已经趋于平衡，以去年为例，我国实际使用外资是1383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是1298亿美元，这种结构优化背后，金融业的服务意识也在不断地提升。
现在，大家都在谈金融如何更好地助力实体经济，历史经验表明，只有金融的棋走活了，经济全局才能运转得更顺畅。
股市是谁的晴雨表：
“与经济增长质量正相关”
记者：您如何看待当前的A股市场？我们常说，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您如何看待这一说法？
肖钢：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长期来看，股票市场是经济的晴雨表，但短期波动不是。股票价格的涨与跌，与经济速度的快与慢并没有太强的相关性，但它对于经济运行的质量是有反映的，上市公司的效益好，股票价格就会好，因此股市与上市公司绩效正相关，这也是全球股市的通例。
记者：在您看来，上市对企业发展而言，是把“双刃剑”吗？
肖钢：上市对企业来说，好处很多，比如可以利用市场融资，兼并收购，公司也有了市场公允价值。但同时，上市也有成本，对信息披露的要求更高，受到市场的约束也更强，有时还会受到短期业绩压力，以至于一些不能接受这些“束缚”且拥有长期战略性规划的企业，可能不愿意上市。
借钱过日子也得有度：
要提前防范居民杠杆率过高的潜在风险
记者：我们知道，一国总杠杆率水平包括居民杠杆率、企业杠杆率和政府杠杆率。据我们观察，近年来我国居民杠杆率水平不断提升，去年这一数据是53.2%。通俗来讲，加杠杆对百姓而言就是借钱过日子，但钱借多了心也慌。
肖钢：这几年，居民杠杆率的增速确实较快，但整体来看，风险还是可控的，和韩国、日本等邻国相比，我们的杠杆率水平还是低的。消费信贷的发展潜力还是有的。
但在居民杠杆率增速较快的背景下，我们要注意这种杠杆结构是否合理的问题。比如，以我国居民杠杆主要就是购房购车，其中购房占到居民杠杆率比重的70%，但买车也好，买房也好，主要是服务中高收入群体，换句话说，钱相对多的人还在借钱，相对少的人没有资格享受消费信贷，我认为应该适当对这种杠杆节奏进行调整。相比而言，带有小额普惠性质的消费信贷应该增加，因为这是真正服务中低消费群体需求的，他们可以借钱去买电脑、手机，或者支付其他消费项目，这些消费对拉动经济的作用，更为直接。
除了钱借来怎么用是个结构问题，谁在借这些钱也是结构问题，比如我们刚才说的占比50%，是按照近14亿人口的平均数来算的，但大部分人是一分钱都不借的，真正借钱的集中在80后、90后。从结构上看，年轻人负债率应高于50%。这就引出新的问题，即从各国发展看，一旦就业遇到问题，个人消费信贷也会出现违约，因此我们要防范个人杠杆率风险。值得说的一点是，从历史经验角度看，我国对于防范企业信用风险是有过几轮尝试的，但还没有处理过个人信用大面积违约的情况，假如年轻人借了钱都不还，这也是金融风险点，这样的情况在美、韩等国都发生过。因此这个问题也要未雨绸缪，比如考虑建立个人破产制度。
而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要高度关注就业问题，这也是“六稳”之首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