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网北京3月16日电（记者 高杨）她们来自祖国的一南一北，但有两个共同点：都是女代表和女老师。3月15日上午，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的第三场“代表通道”上，她们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让在场的很多记者泪奔。
她们，分别是在大山深处教书育人多年，从“支老师”到“支妈妈”，再到现在的“支奶奶”的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奉新县澡下镇白洋教学点负责人支月英；另一位是，从22岁开始在自闭症儿童康复工作坚持了15年的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星之路自闭症儿童康复中心校长王欣会。
全国人大代表支月英 人民政协报·人民政协网记者 高杨 摄
支月英：为了山里的孩子她从“支姐姐”教成了“支妈妈”“支奶奶”
记者的提问有点让支月英尴尬：“村里的学校变美了，但是村里的老师却没有多起来”。
支月英说，我是来自大山深处的老师，一生只为一事来。1980年，19岁的我离开了家乡、离开了亲人，去了教师奇缺的奉新县澡下镇一个最偏远的学校。这个学校座落在山坳里，去那里任教，那里海拔近千米，交通不方便。39年中，我走的最多的路是崎岖的山路，想得最多的事是怎样教好深山里的每一个孩子。
1980年，19岁的支月英通过考试，在距县城100余里的澡下镇泥洋教学点当起了小学老师。支月英满怀献身教育的理想和激情来到泥洋村，但生活条件的艰苦、教学设施的简陋，着实让她傻了眼：教室里只有一块黑板、课桌椅都是拼凑成的……当地人烟稀少，孩子们上学要步行10多公里山路。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恶劣，让来这里的教师换了一拨又一拨。
没想到支月英这一待，就是39年。39年来，她坚守在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的大山深处教书育人。在深山里她教育了整整两代人，从风华正茂的“支姐姐”教成了“支妈妈”“支奶奶”。支月英教育了大山深处的两代人。
长期超负荷工作，支月英这些年常常头晕眼花，她患有甲状腺功能减退、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声带结节等病症，2006年因视网膜出血，她的一只眼睛已经看不见东西。但是，支月英割舍不下孩子们，“我每个月都存不下钱，很多花在看病吃药上，每天都要吃药。上课嗓子实在太累讲不动了，我就放课件光碟给孩子们看。”
支月英说，“我的交通工具80年代就是“两条腿”。为什么叫两条腿？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只有“脚”这个交通工具，我们学生的课本都是老师用肩挑手提弄上去的。后来我学会了骑摩托车，我的交通工具就是摩托车，我骑坏了6辆摩托车。我看到我的孩子们一茬茬地走出了大山，有研究生、有学士，有和我一样当老师的。看到他们在各行各业发光发热，我感觉到我教的不光是台下坐的孩子，而是大山中的几代人的希望。”
改革开放40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乡村学校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支月英为改革开放带来的山村巨变感到骄傲，比如，在她的白洋教学点，从前漏风漏雨破窗子的泥巴房子再也看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封闭式的校园、宽敞明亮的教室和现代化的教学设备，是村里最漂亮的建筑。“可是，乡村教师的工作生活环境还是比较艰苦，乡村教师的职业吸引力还是依然不够好。”支月英说的，也就是记者提的尴尬问题——“村里的学校变美了，但是村里的老师却没有多起来”。
来到庄严的人民大会堂，支月英很感谢人大会议能给她安排一个接受采访的机会，她借此想替山里的孩子们呼吁，为那些坚持在在农村地区见树与人的乡村教师向社会和有关部门呼吁。
支月英说，她最大的希望，是全社会加大对乡村教师的关心，更大力度提高他们的待遇，让他们安心从教、舒心从教，让山里的孩子们在山里的学校好好学习，放飞自己的梦想，和城里的孩子一样。“同时我希望，有更多的优秀青年投入到乡村教育，和我们一起助力乡村孩子，努力奔跑，放飞梦想，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全国人大代表王欣会 人民政协报·人民政协网记者 高杨 摄
王欣会： “我希望能比我的孩子多活一天”
人们常常把自闭症儿童称作是“来自星星的孩子”，而1982年4月出生王欣会从事自闭症儿童康复工作已经15年了。是什么让她坚持这么多年做这一件事？她坚持的难吗？她的目标又是什么呢？
在回答自己为什么坚持从事自闭症儿童康复工作时，王欣会满含热情。她没有马上回答，而是先向在场的所有媒体记者们做了一个设问，而这个设问中却有一个辛酸的真实故事。
王欣会说：“我特别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相信答案可能有很多种，但是这么多年我听到的最揪心的答案是‘我希望能比我的孩子多活一天’。”接着，王欣会解释了这个让人揪心答案的来历。
“说这句话的是一个自闭症儿童的妈妈，她很绝望，她说，如果有一天我要是离开人世了，我一定会带着我的孩子一起走，因为她不知道应该将孩子托付给谁。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很平静，但是我听得却是泪流满面。她的孩子和所有的自闭症儿童一样，独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敢看别人的眼睛，不敢交流，拒绝拥抱、拒绝亲吻，对我们平常人习以为常的亲情、友情、爱情都是不理解的，他们不能理解父母对孩子的爱，更不能回应父母亲的一些爱的需求。”王欣会说。
“其实在我生活的周围，所有的孩子都是这样。他们都是这样一个人在自己的世界中独自玩耍，甚至有的时候他们饿了病了，都不能像正常的孩子一样说上一句‘妈妈我饿了’。”王欣会说，所以对于妈妈和家庭而言，他们要面对的不光是日复一日的康复治疗费用，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精神煎熬，看不到希望，也不敢去想象未来。“大家不要以为我说的这个孩子和他的妈妈是一个极端的案例，在我们国家，据测算，每年至少要新增超过10万个自闭症儿童，也就是说，有上百万个家庭正生活在这样的困境中。”
“15年前我第一次接触这个群体，我被孩子的母亲感动了。我之所以坚持是想通过我的努力让更多的人知道自闭症儿童的故事。坚持的路走得很难，第一难就是这个病很难治，自闭症是在儿童早期发现的，并且会伴随终身。目前是世界公认的医学难题，由于这个在胎儿的时候是发现不了的，以目前国内外的医疗水平，还没有找到原因是什么，也就没有更好的治疗办法。”王欣会坦言，除了病因找不到之外，第二难就是工作推动难。
“我调研过很多地方，发现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自闭症儿童的入学问题以及融入社会的问题。”王欣会表示，目前我们国家的特殊教育并未辐射到“自闭症儿童”这个领域。“调研时我接触过一个孩子，三年前这个孩子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孩子的父母跑遍了半个北京城，但是都没有一所幼儿园愿意接收这个孩子。三年过去了，这个孩子的入学问题还是没有能够得到解决。眼下解决不了他们的入学和教育问题，未来他们成人后所面临的问题可能就会更多，工作、生活等等。所以说现在来看可能是一个家庭的负担，但是未来就有可能是整个社会的负担。”
“我从事这个工作15年了，很难、很累，但最怕的不是难和累，不是苦，最怕的是别人的不理解，甚至有的时候是歧视。”王欣会回忆，“曾经有一段时间，听到我的名字，大家就会想到，那个学校里全都是‘傻’的孩子和“问题”的孩子，所以很难。我也打过退堂鼓，也坚持不下去过，也放弃过，但是这个消息传到家长那儿，他找到我，跪下来跟我说，王老师，如果你不干了，我们的孩子都没有地方可去了。他哭我也哭，那会儿我就想通了，这个事儿是难，但是再难也要有人去干呀。”
今天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站在国家最高殿堂，王欣会表示，她想借助大会给她的这个机会，恳请国家相关部门能够加大对自闭症儿童科研和防治的力度，能够尽早的找到病因，找到治疗的方法。也恳请教育部门和各地相关政府能够出台一些措施，让自闭症的孩子也有机会走入到学校，有书读，有融入社会的机会。“当然我最想请所有的媒体朋友们以及在电视机前的所有观众朋友们，希望你们也能够关爱这些被称之为‘来自星星的孩子’，让他们也有机会融入社会，有机会过上平等而体面又有尊严的生活。”
编辑：李敏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