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多伦路，发现并非是去年来时的入口，朋友介绍说这是路的另一端。而且景云里也非封闭的小街，今年见到的牌楼就与去年的不一样。此行的目的地是位于多伦路深处的左联纪念馆，89年前的这一天，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这里成立。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包括现代文化史上的重要篇章，左联的成立、鲁迅在左联发挥的作用、鲁迅对青年作家的关心扶持、鲁迅和左联一些人士的意见分歧等，都有很多值得深入、细致研究的地方。

虹口区有关部门十分重视对多伦路街区的保护。以左联纪念馆为例，这里现在每年都会举办不少于10场的“多伦文化沙龙”，在鲁迅与左翼作家们聚会的场地，当代作家学者们就相关话题进行演讲交流，让这座老建筑生发出鲜活的文化气息。

坐在讲台上，我感慨万端。加上细雨中行走的印象，让人不禁有一种回到旧时光的幻觉。在高楼林立的上海，多伦路老街区格外需要呵护。可我又想，这种别致，这种呵护，只是被当作一处景观圈起来，只强调它当年如何了得是不够的。传统的文化遗存，必须要有当代元素的添加，要让老房子里发出当代声音，让弘扬传统与文化创新相融合，增加对社会公众的吸引力。以左联纪念馆为例，这里当年发生的一切，追踪下去，其实都与今天有关，直接间接，说不完、道不尽。许多当年的话题到今天仍然可以接续，前辈作家的作为到今天仍然值得继承。于是，坐在讲台上，我没有在预定的主题上细说，而是向在场的同行们讲述了我的一点感受，就是如何让现代文学的传统同今天的中国文学产生历史接续的关联。

比如，鲁迅研究界成果丰富，但还有很多空白，这些空白有的可以通过实证研究来填充，但更重要的是看到对鲁迅创作、鲁迅思想的挖掘尚有很多空间。特别是鲁迅思想的复杂性、鲁迅创作跟当代中国文学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认识鲁迅还有一个角度，中国现代文学有一个重要的传统，就是把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相融合，现代文学的标志绝不止是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更是思想观念，创作方法、艺术手法的革命。中国现代文学的高峰正是鲁迅，他把现实主义同现代主义在《狂人日记》等作品里融合到一起，他最早拥有这样的艺术自觉，也在实践中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鲁迅与左翼作家特别是青年左翼作家的往来中，既肯定、支持他们关注现实，表现中国正在经历的苦难和抗争，又鼓励他们提高艺术创作的水平，努力用艺术性更好的作品说话。这些故事多与左联有关，与我正坐在其中的现场有关。

我时常有机会参观各种各样的纪念馆、名人故居，也时常会感觉到有些场所的维持不易。原因固然各有不同，但我以为开掘这些文化遗存的多种元素，增加它们的生趣，是一条有效的发展途径。也是在上海，我曾经在一年前参观了离思南公馆不远的孙中山故居。这处建筑保存完好，内里的布展很丰富，连房前的草坪都依然保留着。不过，从我的角度看，也还有一点遗憾。因为1933年2月17日，正是在这座建筑里，宋庆龄接待了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那一天，蔡元培、鲁迅、史沫特莱、林语堂等沪上文化名人齐聚这里。鲁迅、林语堂等与萧伯纳在草坪上的合影早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其情其景，历历在目，也让这所房屋添加了许多逸闻趣事、文化气息。但可惜，展览似乎并没有涉及这方面的内容，还是有一点遗憾的。

我还记得有一次在太原跟朋友聊天，谈起位于武乡的八路军总部纪念馆，意义十分重大。不过朋友也有一些看法，认为里边的展览内容、展览方式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当下就说给朋友一件曾经读到的逸事：上世纪30年代，萧红得到鲁迅多方面关怀、支持，是一段现代文坛佳话。鲁迅曾经对萧军、萧红的作品认真修改，并亲自作序，又支持“二萧”作品出版。据史料记述和当事人回忆，萧红离开上海到北京后，曾得到自己的乡友、同为作家的舒群的帮助，让她渡过了艰难的时刻。临别时，萧红为了感激舒群，将鲁迅修改过的长篇小说《生死场》手稿赠予舒群。此书稿成了舒群的珍藏品，舒群也是带着这部手稿到了武乡的八路军总部工作。在遇到日军空袭，紧急撤离时，鲁迅精心修改过的《生死场》手稿也因此成了无法找回的失物。想起此事，令人感叹、遥想。如果在当代展览中能用文字、书影等方式谈及此事，既可增加文化内容，也会引来参观者的津津乐道，因此找回遗失80年的手稿也说不定，那可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了。当然，这只是一个文化元素，那里应该还发生过其他我们疏于找寻、未曾考证，更没有想到纳入展厅的故事，提升的空间的确很大。

多伦路的半天又是一次收获满满的逗留，每来这里，总会激发出无尽的感慨和思考。这就像一本好书，即使读过多遍，但随手一翻，总能读出未曾意识到的新意。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