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我们采访了这场大规模扶贫事业亲历者———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扶贫办原主任范小建，与我们一起回顾这段过往。

割舍不断的西藏情缘

记者：在您的履历里可以看到，您有两次进藏、两次内调的工作经历，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进藏，有着怎样的背景？

范小建：我有两次进藏工作的经历，大体是这样：第一次是在1976年9月至1979年5月，第二次是在1984年5月到1987年4月，两次合计将近6年时间。两次进藏，背景完全不同。第一次是在“文革”后期，三年的大学生活即将结束，毕业之际，作为新党员，响应国家的号召，自己主动报名，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要消灭“三大差别”，当时的提法是“长期建藏、边疆为家”；第二次是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在中央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之后，要落实会议确定的援藏任务，促进西藏的改革开放。第二次进藏又分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受组织委派，在国务院西藏经济工作咨询组驻藏组，第二阶段是驻藏组撤销之后，组织希望我们有人留下来，我就留下来了。

记者：1978年的西藏与当时的内地有着怎样的差距？

范小建：我是吉林大学经济系计划经济专业毕业的，所以第一次进藏之后，就被安排在昌都地区计划委员会工作。当时，“四人帮”已被打倒，但“文革”还没有结束。1978年，我主动报名，参加了自治区统一组织的、在西藏农牧区开展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具体任务就是办人民公社，那时候全国只有西藏还没有完全实现人民公社化，比全国实现人民公社化晚20年时间。我下乡驻村的地点是昌都地区洛隆县新荣区白托乡，现在叫新荣乡白托村，在怒江上游的大山深处，经济社会发展非常落后。西藏民主改革之前是封建农奴制，平息叛乱之后才实行民主改革。到1978年，只有20年时间。我到白托乡工作的时候，当地老百姓使用的农具非常原始。耕地是“二头抬杠”的办法，用一个木棒把两个牛的脑袋绑在一起，后面拉着一付犁，犁杖没有铁的犁头，是木头的；赶牛没有鞭子，就用绳子或皮条子。这种情况在内地，只有在历史博物馆才看得到。当地没有铁匠，没有木匠，农民家里没有锄头，只有几把镰刀，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生产工具。老百姓的生活非常艰苦，白天穿什么，晚上就盖什么，没有床，基本都睡在地上，绝大多数老百姓的家里没有被褥。粮食也不够吃，主要靠国家的返销粮维持。

记者：第二次进藏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范小建：前面说了，第二次进藏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国务院西藏经济工作咨询组驻藏组，主要任务是配合自治区人民政府，落实当时中央为筹备自治区成立20周年大庆而确定的43项工程项目，同时开展调查研究。第二个阶段是正式调入西藏。我开始是被安排在西藏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任副主任，后来又兼任自治区人民政府经济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负责推进西藏经济体制改革相关方面的工作。因为工作的需要，第二次进藏期间，我在西藏跑了大约三分之二的县，在农牧区开展了大量调研。

记者：两次进藏的经历，对于您从事扶贫的工作产生哪些影响？

范小建：两次进藏不但使我对西藏的区情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加上我在内蒙古哲里木盟下乡插队的5年经历，也使我对我国的“三农”工作情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不客气地说，在我这个年龄，做过人民公社社员，还亲身参加过办人民公社的人，不是很多。从扶贫的角度来讲，这些经历首先是使我对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有了刻骨铭心的感受，体会到那种巨大的差距以及这差距背后深刻的历史原因，再就是懂得了解决这些问题既要有紧迫感，更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中国的情况千差万别，每到一地，一定要注重调查研究，把情况搞清楚。因为同样是贫困，致贫的原因是不一样的。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摸着石头过河”的扶贫政策

记者：我国从1986年开始开展了一系列大规模、有计划的农村扶贫实践。您是如何看待这一时期的区域开发式扶贫战略？

范小建：严格地说，改革开放之后，首先是体制改革推动减贫。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村处在普遍贫困的状态。按照20世纪80年代的国家贫困标准，我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大约有2.5亿人，贫困发生率是30%。邓小平同志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但是，要消除贫困，谈何容易。这么大个国家，从那儿入手？

实际上，国家是从1983年开始，在“三西地区”率先开始了区域性扶贫的试点，当时叫“三西地区农业建设”。“三西地区”是指甘肃定西地区、宁夏固原地区和甘肃的河西走廊地区。定西和固原是历史上出了名的苦地方，左宗棠说，是“苦甲天下”的地方,就是最苦最苦的地方。而河西走廊是甘肃的好地方，当时的想法，是“兴河西之力，济定西之贫”。为此，国家每年对“三西地区”安排2亿元作为专项扶贫资金。最早的扶贫移民搬迁工作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国务院三西地区农业建设领导小组的组长是原农业部部长林乎加同志。经过3年努力，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国务院就决定在1986年正式成立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设立了办公室，开始了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实践。当时，这个领导小组的组长是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同志。这个领导小组实际上是后来扶贫领导小组的前身。因为贫困的面积太大，贫困的区域分布不均又是我国的一个突出特点，因此最初是划定了十八个贫困片区，后来根据工作的需要又聚焦到县，按照一般县农民年人均纯收入150元，少数民族自治县农民年人均收入200元，老区县农民年人均纯收入300元的标准，陆续划定了330多个国家级贫困县。虽然贫困人口的分布是就全国而言，而这些县，贫困人口相对集中，就成为当时国家扶贫工作的主战场。这一时期的扶贫工作，从历史意义上讲，首先是把扶贫提到了重要日程。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迅速改善，而区域之间的差异也越来越大、越来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及时发现并提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认识解决这个问题的迫切性和长期性，意义重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务院成立了专门的领导机构，设立了办公室，增加了专项经费，制定了贫困标准，通过划定贫困县的办法进行贫困瞄准，确定了扶贫工作的主战场，确立了开发式扶贫的方针，这些做法都为后来的扶贫工作奠定了基础。当然，那个时候国家的财力非常有限，1985年开始，国家财政专项安排以工代赈资金9个亿，1986年开始增加扶贫贷款每年10个亿，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那个时期，虽然也有扶贫到户到人的要求，但贫困人口的减少主要是靠农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带动，国家当时还没有能力开展像今天这样的精准扶贫。

记者：从1994年到2000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实施带来了哪些改变？

范小建：1994年年初，国务院发布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计划提出，力争在20世纪最后7年内基本解决全国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目标、明确对象、明确措施和明确期限的扶贫开发行动纲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实施，极大地推动了扶贫开发进程，使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数量迅速减少，从1993年的7500万减少到2000年的3209万，贫困发生率下降到3.5%，贫困地区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从648元增长到1337元，年均增长12.8%，比全国平均增长速度快了2个百分点。同时，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变，修建了6000多万亩的基本农田，大体上相当于1个贫困人口接近1亩；解决了5300多万人和4800多万头大牲畜的饮水问题，贫困地区通电、通路、通邮、通电话的行政村分别达到95%、89%、69%、67%，其中部分指标接近或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实现了攻坚目标。因此，国家宣布，到2000年全国实现总体小康。

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记者：据了解，进入新世纪之后，国家开始探索在农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当时有些同志对此有不同看法。其中，扶贫系统的不同意见还比较集中。您了解的情况是怎样的？

范小建：《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结束时，按当时的贫困标准，贫困人口还有3200多万。对于剩余的这部分贫困人口怎么看怎么办，是必须回答的问题。当时有一种看法是，剩余的这部分贫困人口，是所谓扶贫开发的“死库容”，主要是没有劳动能力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口。解决问题的办法，主要是通过加强农村社会保障措施来兜底，用开发式的办法很难奏效。因此，要积极探索实施农村低保，增加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原来意义上的扶贫投入可以不增或少增。而扶贫部门的同志则大多认为，必须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继续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增加扶贫开发投入。当时扶贫部门的意见比较强烈。经过多年试点，国家决定从2007年开始在全国农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低保工作由民政部门承担。而扶贫部门则继续按原有的工作思路，“政策不变、力度不减”，努力做好工作。所以到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就提出了要实现“农村低保制度和扶贫政策两项制度有效衔接”的要求。

记者：在您担任国务院扶贫办主任期间，中央发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并且大幅度提高了扶贫标准。大幅度调整贫困线的原因是什么？对扶贫工作带来哪些新的挑战？

范小建：《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当时的扶贫标准的确比较低，根据2007年的测算，用购买力平价方法，大约相当于0.73个美元。就算是《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剩余的3200万贫困人口的问题全部解决了，也还是没有达到国际上所谓“每人每天消费1美元”的最低贫困标准。为此，多年来，扶贫系统一直呼吁要提高扶贫标准。2007年以后，我们呼吁提高扶贫标准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到2009年两会期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宣布扶贫标准提高到1196元，贫困人口的规模为4007万。实际上，1196元这个标准，是从2001年以后国家统计局使用的低收入标准转化而来的。应该说，这个标准大体相当于国际上每人每天消费1美元的水平，已经是个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很快又发现，这个标准还是不行。按照这个标准，2009年比2008年减少了500万人，2010年比2009年又减少了900万人，按这个减贫速度，这个标准用不了几年时间。刚好，当时在编制2011至2020年的扶贫开发纲要，所以我们就再次提出要提高扶贫标准。经过几轮深入讨论，做工作，中央最终确定，根据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适应扶贫开发转入新阶段的形势，新的扶贫标准提高到2010年不变价2300元，这个标准比原来的标准提高了92%。这个标准提出以后，扶贫工作确实面临着新的巨大挑战。新标准提出后，2011年年底贫困人口总量是12238万，如果到2020年全部解决，平均每年要减少贫困人口1000万以上，而按照此前的标准，除了体制改革推动扶贫时期，每年减少1700多万，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年均减贫只有520万，《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期间也只有610多万。更何况，一般来讲，新的标准提出之后，在标准不变、政策力度不变的情况下，会出现减贫人口和减贫幅度的逐年下降，这个挑战就更加严峻。所以，我们当时利用一切场合呼吁加大扶贫工作力度，增加扶贫开发投入。

让世界惊叹的扶贫成绩！

记者：站在改革开放40周年这个节点回望，您如何看待扶贫事业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范小建：改革开放40年，我国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为世人所惊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深刻变化，有幸作为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感到很自豪、很幸运。在这40年的伟大进程中，扶贫开发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40年来，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减贫道路，使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占全球减贫人口的70%以上，即将整体告别长期以来困扰中国人民的绝对贫困，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历史的辉煌篇章，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经验。成就来之不易，举世公认。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扶贫开发摆到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把实现脱贫目标作为实现全面小康的底线目标和标志性指标，对扶贫开发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作出一系列新的决策和部署，并亲自挂帅出征，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脱贫攻坚工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根本指引、核心要求和基本方略。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决定性进展和历史性成就，创造了我国减贫史上的最好成绩，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历史的新篇章。这也从另一个层面说明，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所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也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发展实际的。

记者：在您看来，中国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的底气和信心从哪来？

范小建：对于到2020年实现脱贫目标，我是充满信心的。首先是因为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第二是有消灭绝对贫困等明确的脱贫目标和精准扶贫方略等一系列清晰的工作思路。第三是有非常强而有力的扶贫投入，再加上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我们应该对脱贫目标的实现充满信心。

记者：中国扶贫开发取得了巨大成就，对全球减贫事业有哪些促进作用？

范小建：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减贫成绩举世瞩目。按世界银行去年9月份公布的数据，按照每人每天消费1.9个美元的国际扶贫标准，从1981年到2015年，中国的贫困人口从8.78亿减少到997.96万人，累计减少8.68亿，超过全球减贫人口的70%。这是我国对全球减贫事业的最大贡献。同时，我们还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减贫道路，为全球减贫提供了中国经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17年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致辞时指出，精准减贫方略是帮助最贫困人口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宏伟目标的唯一途径。中国已实现数亿人脱贫，中国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