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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中华诗词 复兴传统文化

​ ——“中华诗词复兴论坛”部分发言摘编

2019年04月09日 16:47 | 来源:人民政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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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学创作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3月4日看望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并参加联组讨论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日前中华文化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和《诗刊》杂志社在北京联合举办“中华诗词复兴论坛”。与会诗人、学者从新时代中华诗词的复兴和发展方向、所面临的挑战、传承与发展、写作技法等多维度展开探讨。本期学术深度版选登部分发言,谨为喜爱中华诗词的诗人、学者提供有益参考。

中华诗词与中华文化共同体

□文/潘岳

中华诗词的传承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精辟阐述文化自信的深刻内涵与重大意义,其本人更是身体力行,在各重大场合大量引用古诗词和现代诗歌——很多引用堪称“神来之笔”。今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对新时代文化文艺事业提出了明确要求。

中华诗词是中华文明之道的重要载体之一。所谓道,就是精神,就是境界,就是原则,亦是规律。在传统社会中,大到国家制度、施政方针,小到士农工商、琴棋书画,古代圣贤典籍中的大道和世俗官民生活中的小道融会贯通,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如商道、茶道、医道、剑道等。这些,在诗词中都有鲜明体现。中华诗词既有万物起源的哲学之道,也有人伦纲常的人本之道;既有天地君亲师的孔孟之道,也有知行合一的阳明之道;既有“幡动心动”的禅学之道,也有“源头活水”的理学之道。一个“道”字,联通了国与家、心与理、上与下、进与退,体现了从容有度,体现了中华哲学之精髓,使我们代代传承从不中断。

中华诗词与国家政治教化密切相联。两千多年前,《诗经》就以风、雅、颂三种体裁评价政治。“风”是沟通上下、“雅”是探讨得失、“颂”是弘扬美德,都与国家政治高度相关。周代设有采诗官,汉代设有乐府,都把诗词纳入政治教化体系的总体架构,体现了国家政治与优雅诗性的完美结合。

中华诗词是社会整合互动的特殊纽带。中国人相信“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用“温柔敦厚”的诗教整合大大小小的家庭和家族。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古代,从城市到乡间,文人雅士以诗会友、唱和酬答,把本来容易为精英阶层垄断的文化普及到整个乡土社会,用文化而非利益为纽带实现社会的整合与互动,促进了人文社会的形成。

中华诗词是人们安顿身心的精神家园。尽管古人强调诗词的政治性、社会性,但并不否认诗词的根源在于人性与人情。爱情、友情、家国之情通过诗词的真情、深情和至情予以充分表达。中华文化强调责任伦理,尤其是经史,说的都是家国天下的责任,对个人感情说得不多。但诗不是。它既有家国天下的宏大,也有个人感情的精微。可以说,诗词体现的个人精神世界正是家国天下的另外一半。没有这一半,另外一半也不完整。

谈谈中华诗词与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关系。

先举几个小史例。

耶律楚材是蒙元的政治设计师。他先是契丹的王子,又当金朝高官,后为蒙元所用,和南宋汉人没半点关系。他随成吉思汗西征到新疆时,写下的诗却是:“遥想故园今好在,梨花深院鹧鸪声。”身为马上征服者,他心中的“故园”却是汉地的“梨花深院”,抒发的是一个典型的中原士大夫的乡愁。这里的中原,不是仅指汉人或者汉文化,而是为各个兄弟民族所共同体验的审美境界和精神情调。这些情调里天然蕴涵了中华文明滋养下的个人对待和平的态度、对待政权的态度、对待取舍进退的态度。这种精神情调的一致,是塑造文化认同的根基。后来,耶律楚材劝成吉思汗用儒家体系治国,又引荐丘处机劝诫成吉思汗停止屠城,也许正是源于这种精神文化认同。我们当然不会夸大诗词的作用,因为仅靠审美情调无法塑造民族共同体,而要靠更深远的制度安排。但若没有精神情调的契合,建立制度会困难得多。诗词创造的是情,正是情的融合为理性制度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再说远一点,我们今天吟诵的许多著名诗词,都是由少数民族的诗人们写的。比如写屈原的元曲名句“伤心来笑一场,笑你个三闾强。为甚不身心放?沧浪污你,你污沧浪”,就出自著名元曲家贯云石之手。贯云石并不是汉族士大夫,而是维吾尔贵族(高昌回鹘)。毛泽东同志晚年反复阅读的金陵怀古名词“蔽日旌旗,连云樯橹,白骨纷如雪。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歌舞尊前,繁华镜里,暗换青青发。伤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其作者是元人萨都剌,出身于世代传经的伊斯兰教士之家。中华诗词可以证明,不同族别、不同宗教的人,是可以理解和热爱同一种境界的,是可以融入和创造同一种文化的。中华文化从来都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大家共同创造、共同继承、交流圆融、共情无碍,达到真正的文化融合。历史上,这样的选择发生了多次,最终形成了今天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文化共同体。

如今,随着网络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的多元化,各种思潮观点大行其道。国际上,有着中西文明之差异;近处,有着台独、港独和藏疆分裂之逆流;身边,有着新阶层新诉求之涌动。中国文学家们应该敏锐地体会到,时代的表象越是多元与分化,时代的主题就越指向塑造和凝聚文化共同体。

用什么来凝聚?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诗词复兴的根本动力,正是回应这一时代最深沉的需求。历史已经证明,中华文化具有跨越种族、宗教和政治分歧的强大生命力。中华文化的“经”传递的是信仰,“史”传递的是经验,“诗”传递的是情怀。历史上,很多观点不一乃至相左的人,只要有共同的情怀,总能彼此理解,乃至惺惺相惜,因为他们具有同样的人文精神,认同共同的文明底色。诗词中蕴含的哲学智慧、情感艺术、气度神韵,正属于这文明底色。只要认同这个底色,不论走多远,相距多远,终会相聚,终会回归。

新时代呼唤着文学家们运用艺术的形式,把中华文明的底色铺陈好。在各种思想分歧的利益群体身上,在海内外的华裔青年身上,在那些与我们共享一个文明的各个民族身上,唤醒大家共同的历史记忆。新时代迫切需要一场“文化复兴”。诗词的复兴,可以作为先声。欲民族复兴,可先复兴中华文化;欲复兴中华文化,可先复兴中华文学;欲复兴中华文学,可先复兴中华诗词。

第一,要弄清楚复兴什么样的“诗词”?诗,尤其是继承中国古典精神的诗,是传承中华文化最好的载体之一。所谓“古典”,并不是拘泥于格律之类的古典形式,而是要承载着古典的精神。可以有格律,可以没有格律,只要它有古典的“诗意”,就是诗。

古典的诗意是什么?不仅是吃点饺子舞点龙狮的民俗,不是纯粹风花雪月的吟咏,而是要体现中华文化一以贯之的历史精神,尤其是能够回答当前现实问题的历史精神。比如,多元与一体的问题、个人与家国的问题、东方与西方的问题、中庸和极端的问题、开放与融合的问题。这些看似矛盾的两面,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都有自己的回答。文学家们要想传播中华文化,首先应读懂历史。历代著名的诗人,大多有着深厚的史学哲学功底,有着丰富的社会政治实践。他们的作品之所以千载之后还能击中人心,是因为他们写出的困惑直到今天依然存在。唯有如此的历史精神与现实担当,今天与未来的诗词才能有更多的真作者、真读者、真影响,才能和当前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充分结合,才能承担起文化复兴排头兵的重任。

第二,诗词创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诗词创作中,“为谁创作、为谁立言”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进入新时代,怎样让诗词更加贴近群众,真实地描绘人民群众的生活、反映人民群众的心声?怎样找到诗词走向群众的有效形式和途径?怎样帮助人民群众提升古典人文素养?简单说,这是个上下贯通的问题,亦是个雅俗共赏的问题。一方面,如何使精深的诗词通俗易懂地走向老百姓,让大家耳熟能详;一方面,如何使经济全球化与信息网络化下的民众,特别是年轻人,能主动追寻、学习、尊重古典诗词的深奥,应是我们每个诗者的共同责任。

第三,诗词创作要助推国家软实力的提升。纵观一部世界史,大国的兴盛、民族的复兴,绝非经济实力代表一切,必须依靠文化软实力的有力支撑。中国诗人历来有诗酒为伴、仗剑天涯的真豪迈,更有家国天下、社稷黎民的大关怀,有修齐治平、力挽狂澜的勇担当。在中国大而未强之际,在中国青年尤需强化家国责任之际,在中国社会更需厚植人文情怀之际,在中国必须向世界说清中华民族强而不霸、弱而不分的和平文化基因之际,中国更需激活并提升包括诗词在内的文化素养与精神气质。中国诗人们首先应做文化引领者,其次应做道德表率者,即以“明德引领社会风尚”。

诗文界还有不少问题迫切需要探讨。如新诗旧诗如何贯通?如中国诗与西方诗如何互鉴?等等。这些都留给专家们。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的奋斗历程,本身就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解读好这首大气磅礴的史诗,需要从根上讲清楚“四个自信”中的文化自信,这是文化传承创新的大课题。我们将以更加充沛的底气,集结诗词的伟力,为国家和民族“培根铸魂”,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凝神聚气”!

(作者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

用当代视角打量诗歌

□文/蔡世平

中华旧体诗歌是从农耕文明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因为旧体诗歌活泼的生命力,传统对于今天仍然有一种强大的影响力与覆盖力。传统是一双无形的巨手,某种程度上仍然操控着今天的旧体诗歌写作。以至于今天的不少旧体诗歌写作者还是习惯于传统思维,念兹在兹的还是小桥流水、梅兰竹菊这么一些诗歌意象。但是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是,对于今天的大多数诗人来说已经回不了“老家”了。老房子已经拆光了,再也见不到烟熏火烤的土坯墙壁,也听不到吱嘎作响的木门声了。如果有,那也只是旅游景点的刻意装饰。在已经跨进工商文明、城市文明、信息文明的时代门槛,并且已经生活了不少时日后,我们的诗歌思维是不是也要与时俱进,适应这种转变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这就需要我们的诗人用全新的当代视角来打量诗歌。特别要强健诗人的脾胃来“消化”经济全球化、社会现代化。在庄稼的无土栽培已经成为现实的今天,诗歌的生长土壤无疑也要做到“有土能生长”“无土也能生长”,具体说就是要在“当代文明”的营养液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那么,进入当代社会后,诗歌是不是就一定得是硬邦邦、冷冰冰,没有柔软、没有生意、没有温度,面目可憎的那一种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一方面我们看到,人可以改变生产条件;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知道,人虽然很能,对于无以穷尽的宇宙时空而言,怎么着都是小打小闹。把眼睛放大里看,放远里看,我们居住的星球,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我们要改变的,只是观察世界的那一双眼睛和感知世界的那一颗心灵。发现自然、贴近自然、回归自然,从自然中吸取爱的源泉和生命的力量,任何时候都是诗歌创作所必需的。

(作者系中央文史研究馆中华诗词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中国当代诗词研究所所长)

新时代的诗歌建构

□文/李少君

新时代应该是一个建构主义的时代。诗歌的变革首先是价值观的变革。唐初陈子昂的诗歌革命,首先就是提倡“风雅兴寄”“汉魏风骨”,被认为“一扫六代之仟弱”“以风雅革浮侈”。在唐代,陈子昂的诗歌成就不是最高的,但韩愈认为“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对之推崇备至。新时代也需要这样的“黄钟大吕”。我们曾经经历过一个解构主义时代,自我否定、自我贬低乃至自我丑化,越走越远,最终走向彻底的虚无主义和解构主义;新时代,就应该从个人主体性逐步走向国家主体性、民族主体性,走向自我肯定、自我发现和自我创造,走向逐步建构的新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性。

从文化自卑走向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这一历史性的巨大转折,正是时代最具诗意之处,是诗人们最能发挥自由创造的无限空间。兼具思想能力和感受能力的优秀诗人,最终会将人民的主体性、民族的主体性、国家的主体性和个人的主体性融为一体,加以不断肯定、不断强化和不断超越,打动人心、感染世界,改变风气、影响社会。

在新时代,诗歌还应该创造新的美学原则,建构新的美学方式。习近平总书记说:“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识是奋进的动力。”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打动人心,就是如何赢得人心,文学艺术皆以形象赢得人心。文艺的基本规律是形象思维,文艺以形象感人,只有典型形象才能深入人心永久流传。诗歌以文字塑造形象,营造意境,激发情感。

我们这个时代恰恰是一个新意象新形象层出不穷的时代,但要使之永久,必须靠文艺来创造,文字可以比肩造化神功,甚至“巧夺天工”。在新时代,新的经验、新的感受与全新的视野,都和以往大不相同,以一种加速度的形式在迅速产生着。山河之美与自然之魅,日常生活之美与人文网络、社会和谐,都将给诗人带来新的灵感和冲击力,激起诗性的书写愿望;而复兴征程、模范英雄、高速高铁、智能机器、青山绿水、绿色发展、平等正义、民生保障、精准扶贫、安居乐业、“一带一路”、海洋世纪、共享经济、航天探索……都可以成为抒写对象,成为诗歌典型,都可以既有时代典范性,又具有艺术价值。

(作者系《诗刊》主编)

诗的复兴与文化语言环境

□文/万俊人

从语言哲学与文化哲学的视角看,诗歌是所有语言形式中最灵性最精妙的,也是最富于人性情意表现力和思想自由度的,所以,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把“诗意地栖居”视为人类存在最惬意的样式。

以日常语言学和大众文化的尺度来衡量,诗歌的生态常常成为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文化生态和社会文化心理的客观反映,反衬出后者的内在品质和风格。唐诗宋词所代表的不单单是唐、宋两个朝代的文化和精神面貌,还有(甚至更重要的是)唐、宋两个朝代非凡的文明和气度以及这两个朝代中人们的生活状态、情感状态和思想状态。这样的状态在明、清时代是难以想象的?

以当下中国社会的文化思想状态而言,诗歌(无论新旧)的复兴有着多重积极(正面)的意义。首先,有益于净化当下社会话语过度商业化、技术化、数字化的“逆文化”的语态,这是后当前社会所面临所滋生的新问题,也是一个现代性的文化问题。其次,有益于我们社会的道德重建,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文教和德化传统的“道德文明古国”(黑格尔语)。教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言教是教化的基础和主要门径。有人说,中国文化是“说”与“听”的文化,一如德国文化是“思”的文化,法国文化是“看”的文化,英国文化是“算”的文化,美国文化是“干”的文化,因之,如何说,说什么,说得动听、能听,听而入心入情,实在是个大问题。诗教是言教之精华,更是教化最精妙高雅的方法。期待诗教的援助或言之攀援诗说诗教或许是道德说教重新成为可能的一个高雅而方便的法门。

诗歌常被视之为一种优雅高端的文学形式,古典诗词歌赋因其技能规范的约束更被看作是少数诗家的垄断专利。如何使之大众化或曰如何使之进入社会的公共话语和大众言说?还是一个问题,即使是如今的读书人能吟诗作联比赛,然则在当今社会日趋公共化的大势下,不入公共话语便不能言及复兴。此外,一些现代媒体书院在制作各类节目推广古典诗歌时,虽然媒体效应甚大,但实际问题多多,譬如,作为点评专家的人,连一首合格的五律都不会,这怎么行?由此可见,诗歌的复兴依然任重道远。

(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诗词创作中的真性情

□文/钱志熙

当代的诗词创作呈现复兴之势,但问题仍很多。我总觉得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诗人们常常忘了诗歌创作最根本的功能,还是要表现个人的真实的思想感情。我们看《毛诗大序》论诗,已经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了。一是强调诗歌的政教作用与讽喻功能,强调诗歌对于社会现实的反映、影响的作用。由此出发,便有“美”与“刺”两种作法。二是吟咏情性以风其上,强调诗歌表现个体思想感情的作用,但仍要求兴寄见志,有微婉讽喻的精神。前一种可以说是直接表现“大我”,后者则可以说是通表现“小我”而包含“大我”。但是诗是抒情的艺术,而情则是个体的活生生的生命状态;所以,直接表现“大我”的诗歌,其中当然包含着“小我”的感情活动。而写“小我”如果要引起共鸣,产生审美效果,其中当然也应该包含“大我”的共相。说到底,无论是写“大我”,还是写“小我”,其实只是出发点的不同而已。其殊途同归之处,都是要写出性情之真,都要突出“人”的主题,写出真思想、真感情。所以,我们写诗,最初的出发点无论是为吟咏个人的情性,还是讽喻时事,还是颂美人物,只要是发于真情、出于真心的,都有可能写出好诗。

综观今日的诗坛,作者如云,有成就者也不少。但无论是颂美派,还是讽刺派,真正做到出于性情之真的,很少。或拟古造作、或虚矫叫啸,真人少,真诗更少。而古人所说的诗言志,吟咏情性以见志,则绝大多数人视为陈词滥调,不知道这是凡为诗者都必须努力实行、体认的诗词写作的根本原则。

古代通文墨的人,至少在明清时代,几乎没有不会写诗的。这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作为一种艺术的诗,一般的人,都是可以学会。今天之所以大多数人不会写,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像古人那样从小就学。鉴于这一点,不要将写诗看成是很神秘的事。据我看,陶渊明是温厚的,不用说了,即使李白、杜甫,年轻时候可能狂过一下,但后来其实都是很温和的人。不管出于何动机学诗,不管做不做得成诗人,也不管诗才高低,写诗重于表现自己的真实感情。这是最重要的。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

本版编辑整理:廉维亮张丽


编辑:杨岚

关键词:诗词 文化 诗歌 中华 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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