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下旬，辽宁大部分区域日最高温度仍在20度以下，不时狂风兼细雨，委员们5天之中辗转沈阳、辽阳、大连三市调研，绝对的“政协节奏”。

四场走访五场座谈

出发日赶清晨头一班飞机，中午到达沈阳驻地简餐，下午2点半出发走访，至晚方回。

第二天上午座谈下午走访，吃饭午休加起来只有1个半小时。

第三天上午调研组开展临时党支部活动，之后汽车转场到辽阳，下高速直接奔企业调研，午休半小时下午座谈会开到晚上6点多。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优化金融生态畅通制造业融资渠道”调研组视察辽阳忠旺集团。

第四天火车转场去大连，到驻地又是以几乎零午休的节奏展开走访。当地一家民营企业负责人兴致勃勃地邀请调研组赴山里的新厂房一叙，在室内温度只有个位数的未竣工厂房里，委员们和当地企业负责人座谈了1个多小时，唯一的“御寒”工具是一个加热过的矿泉水瓶，以至于调研组组长尚福林常委在座谈一开始就提醒大家要介绍重点，“尽量在我们的热量散尽前说完”。也就是在这天晚上，调研组内部讨论会又开到了晚上9点40分。

返程当天，座谈会直接从早上开到了中午，委员午餐只用了20分钟，下午飞机还没起飞，多一半调研组成员和工作人员已经累得见到了“周公”。

东北5日，调研组成员和工作人员有人“压力肥”、有人“压力瘦”，昼夜温差大加上说话多，一些成员嗓音变得沙哑而富有“磁性”。但没有人掉队，没有人抱怨，无论什么时候，当你走近正在聊天的他们，听到的都是为这方黑土地、这个曾经一时无二的制造业重地出谋划策，以期其找寻到再续辉煌的路。

重与轻老与新

东北平原土地性状好、肥力高，种出的粮食不止做饭好吃，还能酿酒，近邻日本为了寿司上的一粒米，更是不惜高价相购。

在这片黑土地上，也孕育出了新中国的制造业。

4月下旬，沈阳老工业基地里的小桃红刚刚吐蕊。本地人都说，按天气论，这里大地回春的速度比华北晚20天，比江南晚两个月；而从经济结构看，一个重字，一个老字，让东北这个中国制造业的“摇篮”，必须在摇摆中寻找新的方向。

东北的经济没有捷径可走——产业转型，技术升级，人才培养，市场突围，每一步走得不早，所以都是沉重的，每个环节涉及面广，所以都需要钱。

“一提东北，我们躲不开一个‘老’字，但这个‘老地方’也有年轻人；再提东北，我们躲不开一个‘重’字，但这个重化工基地，照样有轻工业企业在外面的市场里拿到了订单。”在一场委员与地方企业家的座谈会中，来自无人机制造领域企业家的发言，令人印象深刻。

这样的老与新、重与轻背后，还有另一重“冰火世界”。

比如同样来自科技创新型的企业家反映，轻资产的企业最重的包袱是人力资源，而很多从类似中科院这样的顶级科研机构辞职回乡创业的年轻人，为了给东北争口气，正在不计成本的投入。

这样的负重与坚守同样有软肋——他们很希望金融机构能另眼相待，给点倾斜和照顾。

“能按基准利率给我们贷款就好了！”

“科创板能不能多给东北企业一些‘配额’？”

“政府引导基金什么时候能相中我们？”

创业者说起钱事滔滔不绝。而同样来自企业的委员，对于企业家们的诉求，也有着自己的观点。

在调研组成员、全国政协委员、辽宁海帝升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宪看来，建议国家为制造业融资推出专门的法规制度，因为制造业资金周转相对周期较长，风险大，很多金融机构是不愿意向制造业倾斜的，比如风险投资喜欢高附加值、短平快的项目，但制造业又是中国经济的主动脉，也期待国家能够持续培育制造业金融政策。

“以你提到的无人机为例，这种设备在全国、全球范围内都有人做，用在本地的排名来证明自己有优势，这个是否有可比性、竞争力？给这种制造业企业投资，结果是否有意义，也有待商榷。”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调研组成员、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叶青认为，辽宁应该站在新的国家战略的高度上，对表全球制造业发展的“先锋军”，进而思考设定本土企业的发展路径。“特别想提示的，就是当地制造业创新企业不应过分强调你的出现是在改变辽宁的产业结构，而是要在不断地埋头苦干中，获取在全球同行中的位置。”叶青这样说。

他同时表示，对于创新性企业，间接融资暂时缺乏腾挪余地，而按照国际惯例，这类企业也应该是天使基金的服务对象，“不是说你搞高科技，金融产品就必须要服务你。如果到了一个时期，你发现没有一种金融产品可以和你对接，那你就要考虑，企业是否还有存活的必要。”叶青坦言，这个现实有点残酷，但做企业面对的就是市场竞争。如果还是紧紧围在政府和金融机构身边要政策，那面对国际市场的残酷竞争，企业或将丧失脱颖而出的机会。

“企业发展需要钱，但又不能只说钱。”叶青的建议是，企业家们可以坐下来思考一下，如果你的确不适合做企业，也可以考虑以职业经理人的身份为大型科技企业做服务，我不赞成所有人都去创业。而那些一直强调在本区域发展不好的企业，是可以到外区域去探索一片天地的，如果在外区域的市场竞争中取得成绩，至少证明你有经营的能力。沈阳机床把科技大脑放在上海，这也是种创新。

热心委员“场外支持”

一场调研，实地走访座谈的人数是有严格要求的，而很多组外委员，也一直在“跟踪”我们的坐标和观点，在一些问题上，他们还与调研组成员来了场隔空对话。

比如，调研组成员所聚焦的社会信用信息平台建设，也得到了“场外”委员的关注。

“与制度规则相关的信用信息属于公共资源，政府相关的监管部门应当提供这类信息供银行以及相关企业使用，如纳税的信息、缴费信息、遵守国家标准的信息、守法情况的信息、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信息、环保方面的信息等。而与经营状况相关的信用信息，有的企业可以公开，比如上市公司，有的企业则可以不公开。银行和投资者可以通过市场尽职调查，来了解相关的信息如财务状况、盈利模式、管理水平以及发展前景，然后再决定是否贷款和投资。”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这样表示。

刘尚希同时表示，在云计算大数据、智能化的条件下，投资者以及贷款银行也可以通过对相关企业的行为数据分析给企业画像，判断其信用状况。因此在信用信息方面，还需要政府、企业、银行多方合作，形成一个良好的经济生态金融生态，这样就可以形成企业、投资者和银行之间的良性循环。

而曾经参与过广西之行的全国政协委员、国泰君安国际董事会主席阎峰提出，法律法规对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与发展也十分重要。要加强法制建设，通过立法完善信用管理及社会信用体系的法律框架体系，规范信用信息的采集、分析、使用、披露，以及债权追收和失信惩戒。同时，也要通过严格、规范执法，加大失信机构和个人违法成本，以法治手段规范社会信用体系运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