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美国创业家彼得·蒂尔在一本商业畅销书中说，创新主要有两种：从0到1，实现新突破；从1到N，推广新发明。

我们需要原创型人才，如袁隆平，带领团队在沙漠里种出水稻；如屠呦呦，提取青蒿素挽救数亿疟疾患者。他们以改变世界的责任担当，百折不挠的攻关精神，推陈出新，除旧布新，实现了从0到1的历史性突破。

我们也需要转化型人才，他们打通科技创新从研发、应用再到产业化的全链条，推动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形成生产力，让科学技术走出研究室，实现从1到N的推广，惠及人民。

创新，不会一蹴而就。问题，就摆在眼前。如何打通部门壁垒、行业垄断、利益藩篱等体制性障碍，从根本上激发创新活力；如何让科技与经济不再两张皮；如何改善基础研究的土壤；如何守住科研初心不跑偏；如何为人才提供良好的创新环境，建立健全有利于创新的体制机制……为回答一个又一个“如何”，全国政协将在本月召开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题的专题协商会，汇聚各方智慧，推动共识形成。

会前，全国政协组织的各路相关调研正紧锣密鼓地展开。面对上述问题，委员们也在认真思索、深入调查研究。

下面，就让我们听听委员们怎么看、怎么说、怎么建议的吧。

求本———

打破壁垒让资源高效流动起来

治病，务求其本。创新驱动，本在市场，在于市场要在创新资源的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过去一年，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科学院副院长曹阿民多次赴苏、浙、皖进行专题调研和实地考察。在他看来，能否形成有效遵循市场规律与发展逻辑的科技研发合作与产业协同，对于加快推动要素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形成新竞争优势至关重要。

在曹阿民看来，创新驱动的实质是人才驱动。纵观世界各国发展态势，谁拥有一流的创新人才，谁就拥有了创新的优势和主导权。为了加快形成一支规模宏大、富有创新精神、敢于承担风险的创新型人才队伍，要重点在用好、吸引、培养上下功夫。

由科技与体制创新所构成的两轮驱动，已日益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在走访了不少集团化企业、科技产业园区的中小科技企业后，曹阿民委员发现，当前的顶层设计和有效制度供给，以及科技成果转化，仍是制约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问题。

曹阿民举例到，2018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GDP达21.15万亿元，占全国总量的23.5%，拥有13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总数超过500家。“如果能够打破行政区域壁垒，加速资源要素按市场规律高效流动配置，这就是产业协同的‘最高境界’了。”曹阿民这样说。

面对科技成果实际转化率低、可真正应用的高质量科技成果少、企业作为创新主体投入不积极、应用技术研发人员不能全身心投入创新与转化工作等现实问题，曹阿民表示，科技成果转化专业人才“输血”体系不足，缺乏既懂技术又懂知识产权，还懂管理和市场的复合型人才。此外，在为转化人才提供专业平台的“造血”功能，以及对从事科研成果转化专业人员的“活血”激励机制方面，都存在明显不足。“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关键要实现投入合理、激励充分、信息对称、机制顺畅，推动产业链、创新链和资金链无缝对接，形成科技与经济高度融合的创新格局。”曹阿民说。

他的思路是抓住四个关键点。

抓源头——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需从源头入手，有效解决重研发轻成果产业化的倾向，形成科技与经济发展高度契合的市场导向体制，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充分体现在科技规划中；

优方法——研发的方法与过程要与市场紧密结合，增强对成果产业化的推进力度，实现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

活考核——建立差异化的正向激励体制，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分开考核，如，应用技术立项应加强对“市场价值”的评估，使所立项目能快速转化为经济增长推动力；

守规则——建立科学研究的负面清单制度(适应行业实际的从业“红、黄牌制度”)。同时，加快健全高校、科研院所多元化人才评价体制，坚持科技成果学术价值和市场价值并重。

“还有一个问题，现有的地方财政对科研项目的资金支持政策，存在项目资金‘不能过江’、不能跨过省市行政边界的现实操作难题，导致产、学、研、用一体化高效协同的科技研发体系无法形成。甚至有些企业在技术研发成熟后，为了享受当地政策，只留下一个办公室，而将生产基地全都迁到了外地。”曹阿民说。

这种“一间办公室、一个留守人”的形式化、低效率科技成果转化现象需要改变。曹阿民呼吁，政府应加大对一体化区域内跨省市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活动的国家级科技项目支持力度，鼓励有实在内容、有市场需求、有科技含量、有利润空间的科技合作活动得到国家和所在省市的联合资助，打造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方面有品牌、有实绩、有规模的地方应用科技创新机构网络。

固基———

给基础研究提供鼓励创新的土壤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创新之基，核在环境。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界在推动国家发展动力转换，把握未来竞争的主动权，主动适应新一轮科技与产业变革的机遇和挑战中，肩负着重大使命。”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忠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总结，我们认识到创新是一个复杂的大体系。与技术创新相关的要素涉及创新资源、创新主体、创新机制和创新环境等，再细分可以识别出如知识产权保护、成果产业化转化、企业的主体地位、基础研究的支撑、激励评价机制、尊重知识尊重创造的文化环境等，各种因素之间的作用关系复杂，没有单一的输入输出对等关系。

在张忠阳看来，当前阶段，我国的创新取得了很多很好的成果，促进创新的各种办法积累了很多实践经验。当前，如何走向更高的阶段，挑战比以前要大。或者说，我们现在需要体系的整体进步，需要有一些变革性的进步。“当前的重点还可以在激励机制上发力，但要逐步走向创新文化环境建设的长远之路。”张忠阳这样说。

如何给基础研究提供鼓励创新的土壤？

张忠阳表示，我们的资源看似很多，实际上可用的资源很缺乏。总体看，创新资源是宝贵的。宝贵的资源要投向关键核心领域，不能过于分散、过于平均投向所有领域，特别是要减少低效无效创新，防止无谓消耗宝贵的创新资源。

张忠阳举例说，在激励方面，我国的市场化激励机制已逐步完善，市场前景看好、激励周期较短的技术已不再需要过多的政府干预。政府干预或以投入为主要手段的激励要向核心、关键处聚焦，也就是资源向市场机制不显著的领域配置，如基础研究、高难度高风险领域等。集成创新、消化吸收再创新需要的基础研究成果从拿来主义要走向自主可控，走向无人区。只有领先的基础研究才能支撑领先的技术创新。也就是说，原创性的基础研究和科学探索是现阶段激励的重点。

有了好基础，才谈得上科技成果转化。张忠阳表示，科技成果产业化转换涉及的因素非常多，处理各种矛盾要充分采取市场化方式，尽量减少行政干预。如，知识产权的保护、评估，所有权、使用权等各种权益的细分与市场化运作，投资风险和受益的分担，人员身份变更与流动等各个环节细节，都可以充分利用成熟的市场化方式解决，管理者要有充分的定力。“当然，对于关系国家战略、回报周期漫长的产业化项目，政府的适当干预是必要的，这也是维护良好创新生态的需要。”张忠阳说。

张忠阳进一步表示，在激励机制上持续发力的同时，创新文化环境建设才是创新体系建设的根本点。人才是创新的根基，是创新核心要素。但人的创新冲动不能仅来自于物质激励。在良性的创新体系中，激励更多的来自精神激励，来自个人和社会的价值观的激励，这是一种饱含创新价值观的生态环境。因此，一定要发挥教育关键作用，维持与生俱来的猎奇创新欲望和后天被激发的创新热情。

正识———

科技创新要回归理性、脚踏实地

在全国政协常委、江苏省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原院长周健民看来，在改革开放初期和中低端技术为主体的阶段，我们的科技工作习惯于快速引进、跟班式研究和表观数据评价。现在，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不断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限制和重点打击，再沿袭老一套做法将会贻害无穷，理应将基础理论研究和重大技术突破作为主攻方向。“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基础理论研究和重大技术突破方面存在很大差距。差距形成的原因，一方面是我国科技创新发展时间不长，另一方面是科技界和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急功近利心态。”周健民如是说。

“有些现象值得关注。当前，我国的论文和发明专利数量均位居世界第一。论文和专利数量成为现行的创新评价标准。还有一些科研人员为国际前沿理论作些无关紧要的修补就自称是重大突破、国际领先，凭借论文发表就能获得各种人才头衔和更多项目资源，鲜有自己独创的东西，忽略了长期的坚守和积累，掩盖了科学的本真，扰乱了整个科研体系，与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背道而驰。”周健民道出了自己的担忧。

周健民表示，科技创新如果不能摒弃浮夸、回归理性，就无法脚踏实地地长期潜心基础研究，催生原始创新和重大突破，更不必说在核心技术上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

为此，周健民建议：一是科技界及科技管理部门都应摆脱急功近利的思想，摒弃浮夸的作风，正确理解科研规律，让科技创新活动真正回归理性，营造良好的科研氛围；二是改变现行评价体系，按照科研规律对不同领域、不同科研性质的单位和个人实行分类评价，发挥正向引导作用，避免只以人才头衔、论文、专利等表观指标作为评价标准。如，对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科研人员，可以放宽评价周期，去除项目经费和数量等指标，将重点放在理论创新成果、创新潜力及其未来影响，以国际同行评价意见为主；对从事技术应用研究的科研人员，要突出技术引领作用和应用效益，以市场评价意见为主。

对于基础研究薄弱的问题，周健民建议，大幅度提升资金支持力度，稳定并逐步扩大投入比例，改变只以项目形式投入的方式，调整简化流程手续，让基础研究人员静下心来做研究，少花时间跑项目和写申请。同时，让更多有能力的中国科学家融入世界科技前沿研究当中，打造国际平台吸引国际一流科学家来华工作，通过强化国际合作突破核心技术封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