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宝光寺，李晓洋发现同样的材料、同样的工序，有一小部分的壁画无论如何无法回贴，迫于无奈，他把颜料层揭取了下来，然后发起了和爷爷的视频通话，请爷爷“支支招”。

在爷爷的远程指导下，李晓洋重新做了一个载体层，把空鼓壁画贴了回去。

这不是他第一次远程求助爷爷了，在着手修复的一个月时间里，他和爷爷有过两三次视频通话，请爷爷出谋划策。等到全部空鼓壁画回贴到地仗层后，李晓洋将会和同事一起对这个12平米左右的壁画进行“整体揭取”——这也来自爷爷的建议。

成都地区空气湿度大，墙体的水分会对壁画表面造成破坏，“整体揭取”，是将前面的壁画固定住，然后打开墙体，在壁画背面安装金属架，将壁画挂在重新垒砌的墙体上，中间留有八到十厘米的距离，既能降低水分对壁画的伤害，又能减少地震时带来的损伤。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李云鹤应邀到塔尔寺修复壁画，按照以往的修复方式，一百多平米的壁画将会被切割成小块揭下来，李云鹤初次创新，使用了“整体揭取”的办法。工程结束时，寺庙的活佛问李云鹤：“李老师，我们这个壁画你怎么没修？”李云鹤乐了，把对壁画的损伤降到最低，是他最希望达到的目的。

“祖师爷”

2012年，河北曲阳，北岳庙。

这是李晓洋第一次上手修复壁画，在爷爷的带领和指导下，拿起了修复刀。

北岳庙的东西两壁上，绘着巨幅的“云行雨施”和“万国显宁”图，旗幡和衣袂线条柔和，苍龙若浮若动，70余个人物形态各异。不过，多种病害共存于这些壁画上，李晓洋和同事们花费了两年时间，才最终完成修复。

此前的时间里，李晓洋都在给爷爷“打下手”，和泥、递工具、学习。李云鹤敬惜文物，轻易不会让新人上手，经过一年多的“学徒期”和“考察期”，李晓洋才第一次接触壁画。爷爷李云鹤挺满意：“别说，他真正干起来，做的工作还真能符合你的要求。”

50年前，李云鹤第一次以修复师的身份进洞窟，是开凿于晚唐的莫高窟第161窟。壁画起甲严重，门打开，风一吹，壁画“像雪花一样洋洋洒洒落下来”。许多年后，李云鹤在不同场合回忆起这个场景，还是会连说“看了就心痛”。

在当时，只能一点点把脱落的壁画收集起来，然后人工贴回去。不到60平米的壁画，李云鹤们一小片一小片地修，700多天后才全部完成。

后来，人们无数次提起161窟，它是敦煌研究院历史上自主修复的第一座洞窟，也是国内壁画修复保护的起点。

那时的莫高窟几乎没有任何文物保护的设备和工具，面对一片一片生病的壁画，用什么修，怎么修，都靠李云鹤自己摸索。

没有仪器做实验，就跑去厨房，用炉子烤，用锅煮，通过高温来观察材料性能；屋里屋外、白天晚上地做对比，来寻找最理想的材料。

当时敦煌研究院请来捷克的专家帮助修复，关于修复材料和工艺，对方始终保密，李云鹤就在旁边“偷师”修复过程，专家走后，李云鹤自己摸索着用毛笔、滴管、注射器等各种方式修复，最终选定了注射器作为胶结材料注渗的工具。

胶结材料注射完，需要将壁画回贴到地仗层，李云鹤尝试铺上一层纱布然后按压，“布纹会压到壁画上，修过的壁画像罩了一层网子。”后来换成塑料布，发现容易把壁画粘下来；最终想到装裱画用的纺绸，既能吸水，还有细腻的质地。“就这样慢慢自己总结了一套修壁画的工艺流程。”

李波说，那几十年是莫高窟的“抢救性保护时期”，“在当时，受到人力、物力、财力、认识等等方方面面的局限，大家处于一个被动状态，如果不去抢救，可能是完全的损毁。”

有媒体报道，1943年，画家张大千临摹完壁画，准备离开敦煌，临走时对常书鸿说：“我回去了。你待在这里，是一个长期的甚至无期的徒刑。”

后来，常书鸿在这里待了一生，他的墓建在九层楼对面。李云鹤也留了下来，在窟区马厩改成的员工宿舍住了将近30年。那排南北延伸的土房子，里面搭着土炕、土桌和土凳，睡觉时会有灰尘扑簌簌落在脸上，第二天一早鼻孔里都是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