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酷暑，强烈的太阳辐射足以灼伤皮肤；冬季酷寒，人们裹着带膻味儿的羊皮袄子过冬。人们最常吃的饭是白水煮面条，前面放着一碗盐巴一碗醋，拿戈壁滩上的红柳枝当筷子，一顿饭就在腾腾的水汽中吃完了。

修自来水是八十年代之后的事了，那之前，李云鹤们吃的是苦口泉的水，盐分高，味道苦涩，“刚来的时候都要闹一个月肚子”。

直到1985年才搬到一两公里外的公寓中。九十年代，院里想要给他在省会兰州分房，离开一线从事研究工作，李云鹤没同意，“我修了一辈子壁画，弄我到兰州干吗去？不如待在敦煌守着这些东西。”

1998年，李云鹤被敦煌研究院返聘，继续“扎”在洞窟里修壁画。

到如今，这位常书鸿口中的“小李”已经86岁。他做了63年修复师，4000余平米壁画经历过他的“医治”，晚辈们叫他“爷爷”，也说他是“壁画修复领域的祖师爷”。

“医德”

莫高窟距离敦煌市区25公里，沙丘、戈壁，四周是千篇一律的黄色。李晓洋的童年时光，有很长在莫高窟度过。住处距离九层楼不到50米，每天黄昏，李晓洋就被“派”去洞窟喊爷爷吃饭。

130窟前面曾经有一片小池塘，春夏一到，总能从里面抓到小青蛙，时间长了，大家给池塘起名“青蛙池”。

洞窟门口的水泥斜坡是小孩子们的天然滑梯，李晓洋经常在口袋里装上满当当的沙子，然后拎着一个小纸板跑去玩，沙子一撒，纸板一铺，一屁股坐上去，就嗖嗖嗖地滑到底。

每年圣诞、元旦等节日，敦煌研究院会把小孩子们全都召集起来，在食堂大厅，李晓洋们一边吃水果和零食，一边听老师讲壁画故事，九色鹿和舍身饲虎是每个“窟二代”的童年符号。

那时候，李晓洋觉得壁画修复工作很酷，聚精会神地坐在壁画前，拿着工具，像医生给患者治病。因为要援助兄弟单位，爷爷和叔叔经常四处出差，指导修复国内其他地区的受损壁画，在李晓洋眼里，“那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天‘出差’这个词可以安在我身上，觉得特别洋气。”

不过，十几年过去了，李晓洋也成了一位修复师，却发现这份工作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高大上”。刚刚入行时，他每天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知道自己做这些有什么意义。”

让李晓洋印象最深的是石家庄毗卢寺的壁画，因为酥碱病害严重，仅仅一块40厘米高60厘米长的壁画就花费了他三天的时间，干燥、脱盐处理、二次加固……许多道工序。

一位当地的老人经常来看他们修壁画，有一天终于忍不住开口：“小伙子，我前两天来你就坐在这儿，怎么今天还在这儿？”

“每天坐在同一个地方，重复同样的步骤，有时要几百上千次，一天下来胳膊都酸了。”李晓洋说，“当时觉得真枯燥。”

类似的感受在年轻人中并不罕见。80后壁画修复师付磊原本在部队里当兵，退伍后来到莫高窟工作。早晨，在部队时的跑操时间，他要坐在洞窟里修壁画；上午，在部队时的训练时间，他要坐在洞窟里修壁画；下午，在部队时的体能时间，他还要坐在洞窟里修壁画……付磊觉得“闹心”，起初那段日子，时不时要出去走走。

来自河南的乔兆广也有类似的经历，刚入行时，一到正午就早早放下手中的活儿准备吃饭，几个年轻人在洞窟门口等啊等，也不见师父们出来，又不好意思进去叫，只能在门口瞎溜达，眼看着已经过饭点半小时，实在熬不住了，跑进洞窟里叫师傅，“还以为他们没看表，其实根本就把时间给忘了。”

“我师傅是李云鹤老师的徒弟。”乔兆广说。如今这些80后成了修复师队伍的中坚力量，也开始带徒弟了。很多人会感叹，连86岁的“祖师爷”李云鹤都还在一线工作，“我们有啥理由不好好干呢？”

出差援助其他单位修复壁画时，住宿条件经常很艰苦，但李云鹤睡简陋的招待所可以，睡帐篷可以，睡“一刮风一身土”的洞子里也不说什么。

如今在榆林窟工作，四下无人，戈壁滩广阔无边，李云鹤和其他修复师们就住在临时搭建的简易房中，“两片铝片夹着一片保温板。上班时间干工作，下班时间聊天，聊的还是工作那点事。”

李波记得，1994年，他跟随父亲李云鹤去青海塔尔寺修复壁画，夜里住在喇嘛的房间，忙了一天，关灯后他很快睡着了。没多久突然被父亲叫醒，要探讨怎么修复才能让壁画状态最好。“藏传佛教的壁画都会在表层刷上防护膜，所以颜料起甲特别难修。”李波说，那是他入行的第四年，父亲第一次以同行的口吻和他讨论工作问题，“那次之后就成常态了，经常夜里突然被叫醒，交代一些事情，或者要听听我的看法。”

前不久，他在榆林窟和父亲一起做塑像修复工作，夜里三点多了，迷迷糊糊被叫醒，“雕塑嘴型上的高低起伏你考虑到了没有？”李云鹤一边说着还一边拿起手机，翻出照片，继续看雕塑嘴角的阴影和线条。

作为李云鹤带出的徒弟，李晓洋和叔叔李波都听过无数次关于“医生”的比喻。李云鹤经常说，医生给病人输液，扎疼了还会被抱怨，但修复师给壁画治病，文物不会说话，所以更要有医德，更要有敬畏心。

在杭州修复凤凰寺的壁画时，一个学生不小心把壁画粘到了手上，“这很正常，掉下来也很正常，但是你得给贴回去，结果这个娃娃随随便便把这块壁画从手上给弹走了。”李云鹤回忆，“我把他给撵回去了。”

和风赛跑

2012年的夏天，李晓洋工作的第二年。一个傍晚，他和爷爷结束工作从现场走出来，有亲人打来电话问候，李云鹤拍了拍身上的土，坐到洞窟旁的小石墩上。

盛夏的西北，六点钟的阳光依然刺眼，光线漫在李云鹤脸上，闪着密密麻麻的白色胡茬。在李晓洋印象中，爷爷身体一直非常好，从没老过。他有点出神：“虽然他嘴上不说对我的期望，但是能感觉到他把这个东西看得比他生命还重要，他希望我能继续做。忽然觉得到我选择自己人生方向的时候了。”

让李晓洋最终留在这个行业中的“决定性瞬间”发生在2014年。那一年，他和同事在莫高窟第360窟开展修复工作。

平日里，壁画被脚手架隔成小块，修复师坐在壁画前十几厘米的位置，看到的是颜料、晶体、墙壁和泥土，加上壁画起甲严重，光线照过来，影子乱糟糟，根本看不清原壁画的模样。

项目完工的那天，所有脚手架被拆走，李晓洋站在自己修复好的壁画面前，突然被感动了：360窟北壁，药师经变图，不到一米高的文殊菩萨像在自己修复后重新显现出来，巴掌大小的脸上，“眉眼、鼻翼、嘴角，太细致了，线条特别好。”李晓洋回忆，“当时就觉得，如果不是我们修复，好多人再也看不到这些东西了。从那一刻开始找到了成就感。”

平日里，李云鹤经常嘱咐年轻修复师们：“从事修复行业，不要做了几年，就觉得自己翅膀硬了、够吃老本了，必须不断总结日常的经验，不断学习新的技术。”

李波说，从八十年代开始，莫高窟的文物保护进入科学保护时期，壁画修复前要进行地质调查、环境监测，用新技术、新材料保护洞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