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问题为导向，对于目前的科研环境，我谈几点个人体会。一是从大环境来看，科研工作者头上的‘指挥棒’太多，如，发表SCI论文、争取课题、获得奖励等；二是长期以来，高校和科研院所对科研人员的考核评价自主权有限，行政化倾向尚未根本扭转，重数量轻质量、重学历轻能力等依然存在，分类评价实施不到位，影响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三是很多科学研究在单打独斗中艰难推进，没有打通上下游的合作，形成团结协作的氛围。”刚从实验室出来了的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工业大学激光工程研究院教授王璞直奔这次采访的主题。

在王璞看来，加快落实高校和科研院所在考核评价、编制管理、职称评审等方面的自主权，进一步去行政化是当务之急。减少不必要的行政事务性考核，为科研人员减轻负担，充分释放科技人才创新活力。尤其是淡化海外经历和各种“人才帽子”，避免把资历和标签与科研水平简单画等号。

如何更好地给科研人员创造良好的环境，让科研人员真正沉下心来搞研究？

王璞的建议是，加快落实分类评价制度，对从事不同类型工作的科研人员，建立明确的分类评价标准。如，对于从事这两类研究的科研人员考核评价既不能唯数量论，更不能只看经济效益，而要看科研人员在原始创新方面的进展与突破，同时要包容失败；对于从事试验发展、成果转化的科研人员，要重点考核成果转化应用情况，及其在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关键问题中发挥的作用；对于从事应用研究的科研人员，考核内容应介于前两者之间，既要看创新成果对于行业的应用价值，也要看是否产生新方法、新工艺、新产品。

“简单说，就是干什么、评什么。”王璞说，再就是建立综合评价与年度抽查相结合的绩效评价长效机制，以5年为周期，与国家科技创新规划的周期一致，从而延长评价周期、减少评价频次，一定程度上减轻科研单位的负担。同时要保障法人自主权，支持科研单位依照章程赋予的管理权限自主决策，政府部门少干预或者不干预。政府通过中长期的绩效考核，对科研事业单位进行目标管理和宏观管理，以此实现充分放权和有效监管相结合。

从一季度中国经济数据到近日各省份陆续公布的经济成绩单，中国经济的首季表现得以完整呈现。不论看整体还是看局部，创新驱动成为支撑经济发展的关键词。

如一季度，浙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6%；江苏实现高新技术企业新产品产值率达11.7%；山东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6.3%……更多省份也有目标、有计划，正集中发力。创业创新蓬勃发展，新兴动能快速成长，共同构成中国经济动力与活力的源泉。

蓬勃之势从何而来？“源自创新引领作用的不断增强。”全国政协委员、山西工商联副主席昝宝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在昝宝石看来，当前，中国基础研究投入和重大科技基础补短板力度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有序推进，5G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端倪初见。但与发达国家还存在着很大差距，实验室与产业化之间仍有一面“无形的墙”。如科研成果因供需信息不对称、体制机制不灵活，导致科研人员手握成果难以走出实验室，只能将论文束之高阁；企业发展急需新技术、新产品，却受困于自身科研力量不强的人才瓶颈。

昝宝石表示，要推动自主创新，就要把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从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实验室里解放出来，把科研人员的内在驱动力激发出来，在体制机制上实现大的突破。需要发挥产学研各界协同合作的凝聚力，破除制约产学研深度融合和成果转化的壁垒。打通产业、创新、资金三大链条。

如何凝聚产学研协同创新资源，统筹部署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全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昝宝石的思考是：奏好政府职能“放、进、扶”三部曲。

大力“放”。减少政府部门对创新资源的直接分配、对市场导向明确的创新活动的干预，加强同市场的协同。凡是市场机制能够实现或社会组织能够替代的服务功能，政府部门都可以放手，大力发展市场化、专业化、社会化创新服务机构和组织。

实现“进”。着力加强统筹协调和顶层设计，建立统一的资助平台、信息平台、监管平台，持续稳定地抓战略、抓重大、抓前沿、抓基础，形成产学研成果转化机制，让机构、人才、装置、资金、项目都充分活跃起来。

加强“扶”。积极扶持、培养生产力促进中心、评估咨询机构、科技信息中心、知识产权法律中介机构等一批自主创新的知识型的中介服务机构，并依托中介服务机构，建立产学研信息交流服务平台，通过不同类型的中介服务机构，解决产学研深度融合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同时加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互补创新，努力实现战略性关键技术突破，充分发挥民营企业机制灵活、市场嗅觉敏锐的优势，努力形成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分工合作、协力发展的互补创新格局。鼓励和支持企业做研发时形成‘研发一批、储备一批、转化一批’的三步骤良性循环，形成自主创新的持续性，厚植创新沃土，凝聚各方合力，以协同合作推进原始创新，以成果转化彰显自主创新，让‘创新之花’结出‘产业之果’。”昝宝石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