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

5月14日,全国政协在京召开“创新驱动发展”专题协商会,近百名院士委员出席。

79位院士委员分别作了大会发言和分组发言,另外还有100多位委员通过移动履职平台和参加分组讨论提出了意见建议。本期刊登全国政协委员曹健林和饶克勤委员的书面发言。

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之后,要提高基础研究水平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各界的普遍共识。怎样才能尽快实现这个目标?根据本人近40年的观察、比较、体会与思考,我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加大稳定支持的比重。

作为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当下中国的科技发展有全球公认的三大优势:市场、资金和人才。这三大优势在我国部分高新技术发展上体现得十分明显(如架桥修路、高铁、无线通信等),但是在基础研究(包括基础理论研究和解决关键共性技术难题的基础技术、基础工艺研究)上则还远远没有充分体现出来。为什么?我认为最大的原因是对基础研究的稳定支持不够。

为什么基础研究难于得到稳定支持?

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追赶者,我们渴望走捷径,习惯于仿制、逆向工程,希望花尽可能少的代价、力量去“知其然”,舍不得花大力气去“知其所以然”。这种思维方式很难从源头上稳定支持基础研究。无数事实告诉我们,这种思维方式在解决有无问题时很管用,但不大可能走到世界前列。

另外,在集成电路、大飞机、重型燃气轮机为代表的一些重要领域中,我们曾经投入严重不足。而每当投入不够时,最受影响的都是难于彰显成果、需要长期积累的基础研究。谁都知道基础研究需要耐得住寂寞、坐冷板凳,对各级政府和科技、产业部门来说接下来的难题自然就是,怎么样才能创造条件,让一大批人耐得住寂寞?

再者,几乎和我国的改革开放同步,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最典型的就是所谓摩尔定律)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信息革命,中国被公认为信息革命的最大受益国。信息技术推动了我国几乎所有应用技术的发展和产业水平的提高,同时也造成一批关键共性基础技术,如特种材料、超精密加工、机械结构、流体力学等相对被淡化,甚至被忽视。这些领域不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凸显以至于不得不临时抱佛脚时,在竞争性资源配置中很难得到支持。不少高校学科改名,研究机构改方向,包括数理化天地生等支持所有技术和工程领域发展的基础学科和基础研究都有队伍老化、弱化之忧就是明证。

我认为基础研究最重要的是争原创,争原创就必须宽容失败。而在同一个时间点和同一个平台上,竞争择优和宽容失败是矛盾的,逻辑上讲不通,实际操作中也做不到。不论是项目的组织管理者还是一线科研人员,怎么可能择优竞争的同时还宽容失败?自1985年我国开始科技体制改革以来,科技资源配置主渠道早已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相对稳定支持改成竞争择优,这是为什么宽容失败喊了多年但效果不明显的根本原因。

从科技队伍的个人收入上看,我们的分配体系过于功利,过于强调效益激励。无论整个社会还是一个行业领域,基础研究都离终端用户最远,也最难计算效益和进行量化考核。不提高工薪收入中固定部分的比例,让基础研究吸引人才和稳定队伍都是一句空话。科技界反映强烈的“四唯”问题、“孔雀东南飞”问题等,与此都有直接关系。

为尽快解决上述问题,建议:

一、 要让全社会认识到科学发展上没有平坦大路可走,也没有什么捷径。中国走向科技强国,我们都应向华为学习,必须从源头抓起,长期稳定地支持基础研究。

二、 必须尽快建立一套用以支持基础研究并与现有竞争支持体系相辅相成、互相支撑,以稳定支持为主要形式的科技资源配置体系。其核心是:

1. 把足够的资源和使用支配权交给基层单位;2.周期足够长以体现信任和稳定;3.用强制性约束和奖励共同推进产学研结合与成果转化;4.监管主要是对组织、对机构。用这样的方式把择优竞争和宽容失败放在不同平台上。

三、 鼓励基层单位对基础研究队伍采用不同的薪资管理体系,以固定收入为主体,现稳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