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到影视，如何留住“好故事”

文艺现场

《活着》《红高粱》《芳华》《白鹿原》《霸王别姬》《天下无贼》《我的前半生》《流浪地球》……这些文学作品影视化的成功案例，在斩获高口碑、高收视率的同时，也使文学乘着影视媒介的翅膀飞入寻常百姓家。如何有效推动文学IP多元转化，实现文学与影视的互利共赢？5月25日，南京艺术学院影视学院与《青春》杂志社联合举办的“文学作品影视版权转化论坛暨青春文学人才作品创投会”在南艺举行，10位青年作家和15家影视公司代表就“文学与影视的交融”话题展开了交流与碰撞。

对文学影视化前景充满期待

王啸峰、房伟、郑在欢、赵志明……创投会上，这些活跃于文学现场的青年作家普遍对文学影视化的前景充满期待，而渴求优质内容的影视公司代表也对他们带来的一些故事不乏青睐。其中，青年作家、苏州大学教授房伟的抗战题材中篇小说《猎舌师》，被耳东影业副总裁蔡家洋誉为“美食版的《潜伏》”。

依据真实历史改写的《猎舌师》将中日厨师以美食为纽带产生的情感碰撞，置于国恨家仇的宏阔背景下进行展现，不仅在战争书写上有着相当的突破，而且情节波折起伏，煞是好看。作家莫言评价《猎舌师》“把历史和传奇化作了一组战争人物的个体心灵史”。蔡家洋认为，这部融合了抗战、美食、悬疑等多重看点的小说，既呼应了当代稀缺的匠人精神，且大量运用的日本俳句、古典诗词和各式菜色也为影视改编提供了丰满的羽翼。

将优秀的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剧，对影视行业来说意味着什么？从文学角度而言，改编是对作品原有意义的拓展、深化还是消解？南京大学教授、南京电影发行放映协会会长周凯认为，剧本乃一剧之本，如果制作方能从良莠不齐的文学作品中遴选出适宜改编的精品进行二度创作，无疑会大大提高影片成功的概率；从文学层面上来说，编剧、导演对作品的转化能力，直接决定了作品原有意义的增殖或消解。“如张艺谋导演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在保留了原著《妻妾成群》封建批判原旨的基础上，建构起独特的张艺谋式美学和象征系统，堪称文学与艺术间近乎完美的跨界合作。这样一部影响广泛、深入人心的影片，无论对原著还是其作者而言，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佳缘。”周凯说。

纯文学改编为何难出佳作

不过，和如火如荼的网文改编盛况相比，以纯文学作品为源头的版权转化不仅数量较少，且很少产生有影响力的作品。近两年来，路内的《少年巴比伦》、虹影的《上海王》、须一瓜的《淡绿色的月亮》、东野圭吾的《嫌疑人X的献身》和江苏作家鲁敏的《六人晚餐》纷纷被改编为电影，但大多反响平平。影评人吐槽，一些影片“明明握着一手好牌，却偏偏把它拍成了观众最不想要的样子”。

南京崇恩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姜蓉蓉认为，纯文学作品较少被翻拍，除了商业上的考虑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文学意义上的好作品未必是影视方心目中的好故事：“作家们往往更注重自我的表达和对自己感兴趣的某个话题的思索，但影视剧更追求和观众的情感共鸣、主题的有效输出，以及文学语言的可视化转换和相应的成本问题。拍摄一部影视剧要考虑的因素，比写作一部文学作品多得多。”来斯影业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昭君则认为，有时，一部主题意蕴足够深刻的文学作品，反倒不比那些主题单纯的作品更具有可通约性，《绿皮书》的成功恰恰印证了这一点，而这些，都是改编文学作品时必须考虑到的问题。

当遇到了适宜改编的好故事，如何把依存于文本语言的信息转化为生动可感的银幕/荧屏形象，则充分考验着电影人的转化能力。蔡家洋认为，改编要以充分调动观众的体验和共鸣为核心诉求，敏锐把握住观众心理、情感的饥渴点。在他看来，以《我不是药神》《无名之辈》为代表的小人物影片成为爆款，正在于呼应了前几年现实题材“剧荒”造成的受众对此类题材的强烈需求。此外，要提高转化能力，需要编剧、导演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扎扎实实搞创作，并期盼相关部门多给予一些产业引导和创作空间。

用心创作能留下来的“好故事”

如今，优质内容储备不足已经成为制约影视行业发展的瓶颈。创投会上，影视界人士纷纷表示，现在的局面是“太多的影视公司找不到内容，太多的文学作品找不到公司；太多的项目找不到资金，太多的资金找不到项目”，一些编剧甚至长期“驻扎”在书店或流连文学网站发掘故事，但往往收效甚微。由南艺影视学院和《青春》主办的此次创投会，正是希望在文学作品和市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蔡家洋认为，目前，整个影视行业普遍缺乏联动协同，比如在南京，产业链就远未成型，这需要上下游各方群策群力，强化资源整合，搭建合作平台。周凯认为，如何让更多优质的文学作品进入到专业电影人的视野中，是应引发业界深思的问题，类似创投会这样的交流平台值得花费更多的人力物力来搭建：只有尽可能地把文学作品展现给专业电影人，电影人才能有更大的概率甄选出优秀的作品。

“我不喜欢宫斗剧，但还是在投资宫斗剧，真心希望未来能有机会投拍一些真正有价值的、能够留下来的作品。”创投会上，一位影视公司老总的心声引发了业界人士的共鸣。周凯认为，这说明越来越多的影视方认识到，在兼顾商业价值的同时，电影也应当追求社会效益，“好的文艺片像一杯淡茶，味道虽不浓烈，却会对品茶人价值观的塑造、灵魂的丰盈产生深远的影响。随着文艺片分众市场的渐趋成熟，未来文艺片将拥有一定规模的观影人群，因此，纯文学作品影视化改编的前景应是比较广阔的。”

那么，对文学创作者而言，影视改编的诱人前景，特别是当下电影市场呈现的热点、趋势，会成为影响创作的因素吗？

对此，南艺文化产业专业学生、剧本《偷故事的人》作者王芾认为，当只关注如何迎合趋势时，反倒可能遮蔽了典范作品成功的那个最关键的点：“一部《我不是药神》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整个现实主义题材影片的胜利，而是要看到它抓住了我们时代最隐秘、最深刻的痛点，由此唤起了强烈的共鸣；它展示了独一无二的创作者‘我’观察社会的独特视角。因此，比盲目迎合改编、追随趋势更重要的是，创作者愿不愿意认真思考自身和时代的关系，能不能在有限的生命之中，通过作品尽力地为这个时代留下一些印记。试想，如果连作者自己都不认为他的作品是个好故事，又怎能指望它成为影视公司心目中的好故事呢？”

本报记者 冯圆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