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谱的制作和收藏历史上，《十钟山房印举》和《丁丑劫余印存》两部印谱分别代表了古玺印谱和流派印谱的最高成就，可称为“双璧”。

2019年春拍，中国嘉德寻找到一批与篆刻家黄文宽相关的文物，这批历经“文革”浩劫而归还的文物中，不仅包括数十方清代篆刻家黄牧甫的篆刻精品，还有封面贴有“广州市博物馆”小签的两部珍贵印谱——《十钟山房印举》和《丁丑劫余印存》。

“幸存”的53方印章

“‘文革’时期，父亲收藏的数百印章石在抄家中被掠夺，甚至敲碎。有一些印章被我们埋藏在花盆中，也未能幸免。”黄文宽之子黄大同表示：“只有53枚黄牧甫篆刻印章，被我们分散藏在晒干的煤饼当中，侥幸存留。”

黄文宽早年就读于广州政法专门学校，1932年毕业后执业律师。其天资聪敏，自幼习诗词，毕生致力法律、史学、考古、碑帖、文字学、书法、篆刻诸学。23岁即著有《岭南小雅集》。

1935年，黄文宽与陈大年、谢英伯等共创天南金石社。抗战初期，其投笔从戎，转战粤北。抗战后期迁居澳门，胜利后回到广州，曾为广州律师公会三常务理事之一。1953年，黄文宽担任广东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晚年受聘为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及篆刻研究生导师等。1988年创建岭南篆刻学会，担任首任会长。

黄文宽先生潜心篆刻60余年，对篆刻艺术有着广泛涉猎和吸收，诸如秦玺汉印、邓石如、黄小松、吴让之、吴昌硕、黄士陵等人的作品无不兼收并蓄。他十分注重乡邦印学的整理研究，其所珍藏的黄牧甫篆刻印章，就是其中翘楚。

黄牧甫是晚清印坛杰出的四大家之一，“黟山派”创始人。名士陵，以字牧甫名世。黄牧甫篆刻师承邓石如，受吴让之影响最深。“印外求印”是黄牧甫篆刻印文的重要特点。大巧若拙、返璞归真，以极其平和恬淡的气度，不拘泥于表面形式的拟古，而是还古以本来面目，直追古印光洁妍美之姿，是黄牧甫篆刻艺术表现上的重要特征。“从篆刻艺术上来看，黄牧甫刻印的方式非常灵活，是一边在刻，一边在创造，并不拘泥于印稿。所以说，他的篆刻作品具有创造性和生命力。”著名篆刻家吴子建说。

“黄文宽先生对于岭南艺术以及相关岭南文化的钟爱，使我们直到今天，还能看见黟山派开山重要作品的汇聚。这是让人非常感动的。”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罗随祖说：“黄文宽所藏的这一批黄牧甫篆刻，是黄牧甫篆刻艺术中的精品，既是用心呵护保存下来的名刻，也是后学研习篆刻、临仿揣摩的重要学习资料。”

历经坎坷的《十钟山房印举》

“除印章以外，大量的典籍、手稿、书画资料则在‘文革’中被当街焚毁。现在想起往事，我都非常难过。”黄大同表示：“由于典籍资料比较珍贵，没有被焚毁的部分古籍，最终落在广州市博物馆。‘文革’后，凡钤盖有父亲黄文宽收藏印记的古籍，得以退还，这里面就包括珍贵的《十钟山房印举》和《丁丑劫余印存》，这也是书册封面上贴有‘广州市博物馆’小签的原因。”

《十钟山房印举》是清代篆刻家陈介祺所辑印谱中最为知名的一种，它不仅开启了藏印家拓古玺印谱的先河，也开创了古玺印谱新的编辑体例，是陈介祺一生中耗费功力与时间最多的巨著，代表了古人在古玺印收藏方面的巅峰成就。

陈介祺（1813—1884），字寿卿，号簠斋，晚号海滨病史、齐东陶父，山东潍县（今潍坊）人。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和文物收藏家，醉心于金石鼎彝的收藏、研究与著述。《清史稿》曾称他为“所藏钟鼎彝器为近代之冠”，鲍康认为“寿卿所藏古器无一不精，且多，允推当代第一”，吴云称其“收藏之富，穷绝古今”，道光三十年，陈介祺在潍县城内旧居曾建“万印楼”，更直接表明了其所收藏古印的富有程度，后来，陈介祺又因藏有商周古钟11件，称之为“十钟山房”。

在何昆玉、陈厚滋协助下，陈介祺完成编纂《十钟山房印举》。此书的编辑时间有同治十一年及光绪九年两个不同阶段。因此，从内容上看，咸丰二年，陈介祺重返回故里前，编有《簠斋藏印》十二册，共收录他自藏古玺印2493方；此后，他的收藏持续增长，直到最后，陈介祺实际藏印应达7000方左右，这也是《十钟山房印举》最大的基础。

实际上，由于历时漫长，加上中间断代考订工作及前后收集印章情况的变化，直到陈介祺去世，这部印谱都还没有真正定稿，这也使得流传至今的《十钟山房印举》版本多种多样。

为了编著这套前无古人的大书，陈介祺曾多方向当时的藏家朋友，如吴大澂、吴云、李佐贤、鲍康等人借印，以期望印谱可以收印过万，但实际上，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十钟山房印举》最终的收印数量应在8000到1万之间。

从体例上看，首册《十钟山房印举》首录陈介祺自序及总目，其目录以古鉨、官印、周秦印、金印、银铁铅印、玉印、晶水石印、匋泥琉璃骨漆印、钩印、巨印、泉钮印、六面印、套印、两面印、姓名印、白事言事印、吉语印、复姓印、鸟虫印、象形印等30个不同门类编次，条理清晰，编审严谨。

首页的内页墨框正面书“十钟山房印举”字样，背后下署“簠斋藏古之一”，每页钤一印，钤拓精良，可谓集古玺印之大观。

其实，按陈介祺生前的想法，这部印谱内，应该还有对于每方印文的考释文字，只是由于体量庞大以及陈介祺过世，这项工作最终无法完成，不能不说是印学史上的一大遗憾。

虽然如此，但《十钟山房印举》仍然堪称金石学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在编撰过程中，陈介祺与潘祖荫、吴大澂、吴云、王懿荣等诸多重量级藏家的笔墨交往之多，令人感佩。“这部《十钟山房印举》在做的时候，当时陈介祺的朋友就非常看重。吴大澂就曾提出过要做这部印谱的工本费就需要100两银子。”西泠印社副社长童衍方说，“陈介琪做这个印谱的一切也都是经过了精密计算和研究，包括用纸、版式，以及印泥。收录的1万多方印里，没有一方是假的。”所以，《十钟山房印举》的成书，不独是陈介祺的成果，也可视为金石学的集大成者。

见证历史的《丁丑劫余印存》

抗战时期，日军从上海金山卫登陆，浙江平湖、杭州相继沦陷。兵火之下，“文物荡然，藏印一事，亦多散佚”。

此时，浙江四大藏印家丁氏八千卷楼、葛家传朴堂、俞家香叶簃、高家二十三举斋等收藏之地，要么连楼带物无一幸免，要么几代藏品损失大半，可谓东南文献收藏的浩劫。

1937年秋，此四大藏家在未来不可预料的情况下，为防藏品“聚而复散”，合力将劫后所存之印集中一起，拓成印谱，由丁仁、王福厂等人加以审定，历经14个月至1939年谱成，即为《丁丑劫余印存》。

作为四大藏印家心血的结晶，无论规模还是品质，《丁丑劫余印存》有别于它谱。其所录印章自明代文征明、文彭、何震等人起，至清代西泠八家、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诸家，再至民国陈师曾、高迥（高野侯之子）等，共囊括明、清、民国印人273家，印1900余钮，订为20册，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成书，基本涵盖了明清300年来主要流派及印人的传世名作。

“虽曰劫余，已成巨帙”，谱前高野侯亲自所作序文，王福厂刻劫余藏印记，第一册册首有总目，每册册首有本册所收印人小传。内页书口标注谱名、卷数、页码等信息，书口下有“浙西四家所藏”字样，每页钤拓印面及边款，朱墨交辉，极为精美。最后一册末，附葛昌楹、俞人萃、高野侯、高络园、丁仁、王福厂等人雅集照片。可以说，这是一部迄今为止规模最为庞大的原拓流派印谱，更是文人篆刻的集大成之作。

按首册的牌记可知，《丁丑劫余印存》当年按“浙西丁高葛俞四家藏印集拓廿又一部己卯春成书”字样进行编次，仅制作21部，每部定价400元，在当年绝对也属于最高级别的收藏品。

高野侯在序言中说这部印谱的编撰，无非是希望“印人精神所寄之品历劫不磨”，如今印谱再次面世，也昭示了这种精神的延续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