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出身中医世家，似乎从出生的那一刻起，人生就被划定在这个圈子里。1949年，张学文考上中学，同年，在父亲的坚持下，张学文弃学从医，走上了中医这条“不归路”，至今已经整整70年。近日，本报记者对首届国医大师张学文教授进行了专访，现将采访实录整理刊发，让我们通过张老的讲述，一起回望我国中医药事业步稳蹄疾的70年。

记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您当时在做什么？

张学文：这一年，正赶上我在陕西省汉中市一中读中学。那时候，每次都是背着行李、背着馍馍走50里路去上学。因为我的两个哥哥都在外面当教师，所以身为中医的父亲坚持让我继承家业，也因此中学读了不到1年的时间，就回家跟着父亲正式学医了。

记者：建国之前我国中医发展状况如何？建国之后有明显变化吗？

张学文：建国之前，整个汉中市没有一家公立的中医院，都是中医诊所，这类中医诊所都是几个人商量着凑起来开的，我们家开的叫武乡镇第二联合中医诊所，在汉中市汉台区。

而且，建国之前管理不规范，开设中医诊所没有任何审批手续，任何人想开都能开。但是建国后管理逐渐规范，有了相关的规定，凡是没有通过处方权考试的都没有资格看病开药，考试过了之后才有资格开处方。

我是1953年参加的处方权考试。当时和我同一批考试的有50多个人，我是年龄最小的。这次考试之后，我拿到了处方权。此后的3年，我一直跟着父亲在家里的诊所行医。

1956年，政府组织开展汉中专区中医进修班。层层上报后，我获得了这次机会，用了一年时间，系统学习了《内径》《伤寒杂病论》等经典著作。

记者：那您是什么时候到陕西中医学院（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前身）读书的呢？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

张学文：陕西中医学院的前身是1952年由西北军政委员会批准成立的西北中医进修学校，是新中国诞生后，为了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保障人民健康而成立的。1953年移交给陕西省卫生厅管理，同时改名为陕西省中医进修学校。我是1958年5月正式到陕西省中医进修学校上学的，1959年5月毕业。

那时候得先坐火车到宝鸡，然后再倒车到西安，交通非常不便。因此，我非常珍惜当时的学习机会。

当时我们上学的地点就在老卫生厅后边，只有4间房子，这就算是个学校了。我自己感觉基础比较差，所以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到隔壁的莲湖公园扯开嗓子背书去了，那个时候背了很多古典的东西，《金匮要略》《伤寒论》等等都是那个时候背的。

记者：毕业之后就留校了？

张学文：是的。1959年5月毕业时，我是不愿意留校的，我想要回汉中去。因为当时人才短缺，汉中那边的政府领导想让我回家乡去协助办卫校，给当地培养学生。我想为家乡做一点事情，就想着要回去。

但是当时学院又不愿意放我回去，希望我能留在学校继续做贡献。后来经过深思熟虑，我想着汉中毕竟只是一个市，我回到汉中，服务的只不过是汉中一个市的人。而留在母校，面对的是全省，这样可以为整个陕西省培养人才，为人民服务的范围更大一些，于是就下定决心留校了。

记者：留校工作之后有没有再参加学习或培训呢？

张学文：留校之后没多久，国家卫生部举办“全国首届温病师资班”，当时在全国4个地方设了点，学院派我去了南京，我便开始跟着南京温病教研室主任孟澍江老师学习。南京的中医发展水平比陕西强，而孟澍江老师在传播温病研究方面也是首屈一指，我在南京跟着他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在南京学习的时候，正巧赶上国家卫生部要求南京中医学院(现南京中医药大学)编写《温病学》教材，因为他们人手不够，我就加入到了教材编写的队伍之中。原本计划3个月的学习时间，延长到了8个月。教材编写完成之后才又回到了陕西中医学院。

记者：重新回到学校之后，您都做了哪些工作？

张学文：回来之后，我就一直留在学校从事医教研工作。虽然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瘟病，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学校比较小，人才也非常短缺，师资力量薄弱，所以哪里缺人我就去哪，也因此，当时没有哪个科室我没去过的，也没有哪门课程是我没教过的。

我一开始搞温病研究，后来研究中风治疗，当时针对中风研制出了一种药，叫做通脉舒络液，专门治疗中风。后来这个药通过了省上的鉴定，成为了陕西省第一个由纯中药制成的静脉注射液。当时我们治疗中风患者全部用的都是西药，但是这个药研制成功之后，就都改用这个药了。

那时候陕西中医学院还没有附属医院，只有一个校医院。但这个校医院是面向社会的，经常会有学校外面的人来看病，所以当时搞临床都是在这个地方，一周上3次班，一次半天。

除了这些，还要经常下乡去看病，去做疫情预防的宣传科普。当时人才匮乏，我经常被派往省内外各地讲学、义诊、急救等。

记得有一次，咸阳市兴平县发生了出血热的疫情，省上派出的第一批医疗队去了两个月收效不大，便又让陕西中医学院组织第二批医疗队。当时因为是传染病，很多人都不愿意去，学院让我带队去兴平，我没想太多便答应了。到了兴平，发现当地医疗设备简陋，有很多25岁左右的年轻人性命危在旦夕。我们团队采用了中医疗法，用清热解毒法防治流行病。在用药上，我们使用了生石膏而不是煅石膏，且用量大，并煎熬至少30分钟以上。总的来说就是用药稳、认病准、药量狠。很快，这里的疫情得到了控制。

记者：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是什么时候建立的？

张学文：最早我们没有附属医院，这也就意味着没有临床基地，所以建立附属医院也是当务之急。

附属医院的前身是1941年创建的陕西省咸阳县公立卫生院，1961年时叫咸阳市第一人民医院。1961年5月，经过陕西省人民政府和陕西省卫生厅批准，将咸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移交给学校作为教学医院，并命名为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从此，我们才有了自己的临床基地。

记者：印象中，您好像始终没有脱离过临床一线。

张学文：完全没有。1981年，我被任命为陕西中医学院副院长，1983~1987年担任陕西中医学院院长。我的思想上是有考虑的，我认为治病救人最重要，任何情况下，即便官当得再多再大，也不能脱离临床。

记得当院长的时候，省上定期开会，而且要求必须参加。有一次刚好跟我去校医院的时间发生了冲突，我没有去开会，还被领导点名批评了。

记者：从您自身的经历来看，您如何看待当今我国中医发展态势？

张学文：以前和现在，那绝对是天壤之别。从中医上来讲，现在中医机构比以前多了很多，学习中医、从事中医的人也比以前多了，最重要的是现在中医发展水平提升了许多。

就拿我们学校来说，最早就只有4间房子，师生都极其紧缺。但现在我们已经发展成了一个下设14个教学单位、2所直属附属医院及陕西中医药大学制药厂和陕西医史博物馆的一所医理工文管协调发展的大学。

就在前不久，我们学校晋升为陕西省一本招生院校，我的学生，陕西省名中医、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脑病科主任闫咏梅牵头完成的教学成果《中医研究生“院校+分层师承”培养模式的构建与实践》获得了2018年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这在我们学校是历史性的突破。还有我们学校副校长、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唐志书作为第二完成人参与完成的项目《中药资源产业化过程循环利用模式与适宜技术体系创建及其推广应用》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这在我们学校也是重大的突破。

这些虽然是我们学校的变化，但是充分折射出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中医药事业的大发展和大变化。

国家现在非常重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越来越重视并完善中医药体系。从国家到地方，从省到农村已经开始狠狠抓基层中医药建设，重视疾病预防。我觉得现在中医已经不仅仅是中国的，而是世界的了。中医在美国的发展就很明显，以前只有加州有中医，其他地方都没有，现在已经发展到49个州都有开设中医馆了，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张学文简介：教授、主任医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后指导老师，首届国医大师。我国著名中医内科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在中医急症、中医脑病、温病学、疑难病、活血化瘀等诸多领域均有所研究，对“毒瘀交夹”“水瘀交夹”“痰瘀交夹”“气瘀交夹”“颅脑水瘀”等病机理论的认识颇多创新，自成体系。他的成就和事迹分别被载入英国剑桥“世界名人传记中心”、美国《世界名人大辞典》《世界知识分子名人录》以及《中国当代中医名人志》《中国当代名人大典》《当代世界传统医学杰出人物》等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