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为山，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2016年当选俄罗斯国家艺术科学院名誉院士，2018年当选为法兰西艺术学院通讯院士，2019年当选意大利艺术研究院荣誉院士。他一直以挖掘和精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长期致力于中国文化精神在雕塑创作中的融渗和表现。先后创作了数百件具有广泛影响的雕塑作品，曾应邀在意大利国家博物馆举办大型个人雕塑作品展，并巡展于法国、联合国总部、英国、韩国等国家。作品立于世界多个国家，并被国际重要博物馆收藏。代表作有《马克思》《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大型组雕》《孔子问道于老子》《超越时空的对话———达·芬奇与齐白石》《睡童》等。

编者的话：

近日，《丹心铸魂——吴为山雕塑艺术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作品受到观众的广泛好评。上世纪90年代，敏学慎思的他即立定以杰出历史人物为表现对象铸就时代丰碑，传递崇高的历史价值观。他的雕塑艺术实践以写意作为创作支点，承续中国文化艺术传统，突破西方雕塑的程式化语言，首倡写意雕塑理念，季羡林先生称之为“为时代塑像，为文化塑像”。他为什么以人物为塑造对象，又如何将人文精神融合于写意雕塑之中？本期讲坛邀请吴为山馆长讲述他的创作故事。此次讲坛是吴为山馆长近期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博讲堂”上的演讲，现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创作人物雕像

1995年，费孝通先生到我当时工作的南京师范大学视察，专程来我工作室，表示：“为山要为我塑像。我想，我这位老人美在哪里？”我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是经过长期积淀才有恒久的魅力的，而文化也是这样。

中华五千年历史长河中，产生了许许多多的人和事，也有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可以为历史、为后人甚至是为整个人类所借鉴的经验。这样一个酝酿、发酵的过程，是从中华大地慢慢滋生出来的过程，是文化积淀的过程，需要慢慢经营。而雕塑，正是用心灵去感受所有的人和事，然后慢慢地一锤一锤、一刀一刀、一手一指地塑造出来。

近期我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丹心铸魂》展览，跨越近30年。这30年中，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用可视的形象把那些不可视的———写在书本里、口口相传的、民族的历史展示出来。让每一尊雕塑成为一个时代的坐标。民族文化从古至今像黄河和长江一样，从上游到中游到下游奔向人类文明的大海，最后融汇在一起，这是我的一个理想。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费孝通先生，当时我也已经做了很多人物雕像，比如陶行知等。费孝通先生就跟我讲，一个人一生中把一件事情做好，就很不简单了，你要为中国的这些历史文化人塑像的想法很好，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爱国。季羡林先生也讲，知识分子的爱国精神是没有商量的。费孝通先生说：“塑像，要抓住神。所谓神是指一代人的精神面貌。孔子时代、苏东坡时代、鲁迅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有不同的特征。这就是时代精神在具体个人上的反映。”塑像，就要把一代知识分子的风貌塑造出来。

也就是在那一年，我为费先生塑了一尊头像，先生给我题了一幅字，说“得其神胜于得其貌”。“神”，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眼神，也不是一般意义上表情的神，它其实是渗透在知识分子生命里面的一种价值，这种价值的核心是爱国。历代的知识分子、历代的英雄人民、历代的文人志士汇聚在一起，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精神凝聚在一起形成中华民族伟大的生生不息的洪流。

我听了费先生这段话以后，更坚定了用自己的雕塑艺术来建立起时代的丰碑的理想。季羡林先生也给了我极大的鼓励，他说要扬中华之文化，开塑像之新天，要让中华人文的精神，融入到生生不息的历史长河之中。所以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这样的理想深深烙印在我心里。

可是，孔子长什么样？老子又长什么样？我们仅有的只是一些画像，而这些画像也不是我们今天对着人物写生的画像，是凭后人想象而来。那如何得其神呢？我们可以从其文化传人中找到他们的影子，所谓相由心生。人的长相离不开遗传，这个遗传一方面是生理上的，另一方面是文化上的，也就是生长的环境与文化的滋养。

因此，我在创作人物雕像的时候，更多地关注他们内心世界的变化，来发现他们精神深处的特质。我在冯友兰、匡亚明、费孝通、季羡林、杨振宁等艺术家、科学家、哲学家、人类学者身上，更多地看到了我们的祖先，他们的音容相貌。经常有人讲，这个人有儒者之像、这个人慈眉善目，实际上他们都是受到了我们先贤思想的影响，所以我在研究这些人。

我创作了许许多多的现当代的人物，特别是我跟他们接触，面对面塑造他们。与费孝通先生接触50多次，每次见他都会跟我聊一些人生经历，我称这是“脑黄金”，经常听这些八九十岁的老人谈话，“含金量”很高，他们会把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些经验告诉你。

比如，“微分几何之父”陈省身先生90岁的时候，我到南开大学去拜访他，他的女婿是香港科技大学的校长，是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跟我又是非常好的朋友，他就希望我能给陈省身先生塑一个像。后来我就到南开大学去，陈老先生不让我住到宾馆里，而是让我住在他的家里，住了三天，每天都睡得很早，但是我平时是要到深夜才睡的，到了他家里因为不能太打搅老人，所以我每天晚上也10点钟就上床睡觉，然而睡不着，就想很多问题。吃过晚饭后跟陈老聊天，他告诉我一生中的三个体会：一是，孔夫子“仁者爱人”的“仁”是二人为仁，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能只考虑自己。在这次国家博物馆《丹心铸魂》展览中有一个作品表现的是达·芬奇和齐白石在一条船上，一人在船的一侧，一人在船的另一侧，他们分别象征着西方和东方，下面是水。船上如果东方重了，西方就会撬起来；如果西方重了，东方就会撬起来；失去了平衡，船就会翻掉。今天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的便是世界范围内的共赢。这组《在一条船上———达·芬奇与齐白石的神遇》雕塑也被很多外国艺术大家认为，这不仅仅是一条船，而是一个天平。我是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认识，也是基于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共同发展的认识创作了这组雕塑，这与陈省身先生当年与我谈孔夫子“仁者爱人”的写法是两个人，有很大的关系，这是一种提携。二是，他说他是一个杂家：“我并没有高深的专业知识，我只是把我懂的，把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拿来一些，把它们搅和在一起，融汇在一起，就成了我的创造。”钱伟长先生告诉我，任何创造都是多学科综合的结果。三是，当机会来敲门的时候，你要用心灵的感应第一时间把门打开，让机会为你所用，并要抓住这个机会。这是陈先生告诉我的。所以，在我塑造这些人物形象的时候都对他们进行深刻地了解，跟他们吃住在一起，不断聆听他们讲话，看他们看的书。

我当年为费孝通先生塑像，雕塑做好后，费孝通先生说:“我站在这里拍一张照片，看哪一个更像费孝通。”后来杨振宁先生写了一篇评论，说“费孝通是国际知名的社会学教授。我曾多次听过他的课与他的演讲。吴为山的‘费孝通’比真人似乎更像费孝通：开朗的面貌、幽默的谈吐和乐观的精神都刻画了出来。”我们从这简短的评语里可以看到一个科学家的严谨和逻辑的缜密以及对问题敏锐、尖锐的、深刻的认识，并不多说一个字：第一，费孝通是国际知名学者，这是评价；第二，“我”曾多次听过他的课与他的演讲，说明“我”对他的精神很了解，还见过他。所以，“我”有发言权。最后，杨振宁先生下了结论：吴为山所塑造的费孝通比真人的费孝通还像费孝通。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所塑的费孝通是精神的费孝通，既是主观世界的费孝通，也是客观世界的费孝通，是主客观的融合。这也是艺术创作既要源于生活，也要高于生活的道理。

杨振宁先生跟著名数学家熊庆来先生的儿子熊秉明，从小在清华园里一起玩。熊秉明先生后来去了法国，在法国成为了一个伟大的雕塑家、哲学家，以及文艺评论家、诗人、书画家等。南京大学100周年的校庆，邀请熊秉明先生做了一个雕塑，是一头牛，它两个前蹄跪在大地上，准备奋起时候的一刹那，身体内部是空的，虚怀若谷，意思是把知识奉献给学生们，这是一种精神。我请杨振宁先生来为雕塑题字，杨先生花很久的时间，我等了他三个月，当中还催了两次，那时他还在美国，终于等到了他的题字，我以为会题很长一段的文字，底座上也空了很大的地方，结果拿到的却只是一句话，他说“这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的象征”。这个自我意识就是要把前蹄跪下，就是虚怀若谷，中国知识分子对知识的渴求永远不满足，要把自己所有的掏出来给自己的学生，奉献给时代、奉献给历史。这个自我意识还象征了在千疮百孔、浴火重生的中华民族不断奋斗的历程中，用自己的思想和智慧为民族点亮精神的灯塔，所以这个题字非常精炼，就像数学和物理公式。

讲了这么多故事，其实是我内心深处对这些为国家、为民族作出贡献的前辈们所表达的一种崇敬。有这种崇敬我才能为他们去塑像，有这种崇敬我塑出来的像才带着一种温度。创作者与被塑者之间要有感应。18年前我给杨振宁先生塑像的时候，当时他80岁，我40岁，他坐在那里对着我，他请熊秉明先生在旁边坐着看，杨先生的弟弟也在旁边看，尽管有这么多大师在旁，但我看到的也只是杨先生高高的额头和一双永远向世界发出问号的眼睛。又过15年，我再给杨先生塑像他就不看了，他认为我已经把真正的杨振宁塑出来了，因为这个“杨振宁”比现实中的杨振宁还像杨振宁，这就是像与神的关系。

雕塑与文化传播

到今天为止，我已经做了有500多件人物雕像，有名有姓，有案可稽，有地方可循，因为这些雕塑都陈列在重要的博物馆和公共场所。中华文化的厚重和博大，内在所蕴含的道德品质及形象中所展示的诗性、意境，我想在世界的各个地方都能生存、生长，也会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

3年前，巴西库里蒂巴市市长看到了我塑造的孔子像后非常感动，他认为那就是他心目中的孔子，要把“孔子”立到他们的城市去，而且把库里蒂巴市的中心广场进行了改造，命名为“中国广场”。2017年，《孔子》雕塑矗立在巴西，每天默默无声地用他问礼的手势向世界讲述中国的仁义礼智信。

不久前，乌拉圭副总统访问中国时专程到我的工作室参观，表示要把《孔子问道于老子》雕像立在乌拉圭的首都，并将雕塑伫立之地命名为“中国花园”。还有，在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新加坡、韩国、丹麦、比利时、俄罗斯等国家，都有孔子和老子的雕像，包括在意大利国家博物馆罗马威尼斯宫，齐白石与达·芬奇的雕像也矗立在那里。有很多人不认识拿拐杖的中国老人是谁，因为中国人的拐杖像一只毛笔，可以在大地书写文字，而且齐白石的拐杖上面还有一个葫芦，这是东方思想的灵丹妙药。2012年，我在意大利国家博物馆举办展览，这组雕像被他们收藏，永远立在罗马这个世界雕塑之都。齐白石，在中国家喻户晓，而在世界范围内却很少有人知道；达·芬奇，逝世450周年全世界都在纪念他。我把齐白石和达·芬奇铸在一起，被意大利国家博物馆收藏，永久立在他们最神圣的殿堂，这是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也是对齐白石所代表的东方艺术中国化的一种尊重。

今年5月2日，在意大利佛罗伦萨艺术研究院，这组雕像又立在了一起，但这是一个小的模型。佛罗伦萨艺术研究院创建于1563年，首任院长是米开朗基罗，那里还有米开朗基罗的雕像，当《超越时空的对话——达·芬奇与齐白石》雕塑在那里揭幕的时候掌声雷动。因为那里站着三个人，一个是首任院长米开朗基罗，一个是达·芬奇，还有一个就是齐白石。这是中国艺术真正走向世界、并扎根世界的一个象征。

在这30年中，我做了三件事：

一是塑中华人物像。包含着中国精神的人像。

二是把这些代表中国精神的人像传播到世界的每个角落。

三是创建了写意雕塑。写意，是中国美术的灵魂所在。中国写意艺术，源自天象地脉的造型意象，合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大宇宙生命理论，表现为象、气、道逐层升华而又融通合一的动态审美。它的表现智慧和创作过程，它的思想性和形式特征，皆是东方精神的形象对应。它叙述和弘扬的是一个古老而弥新的民族之诗性追求。

中国传统雕塑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了写意的传统和样式，以其独特的审美形式区别于西方传统写实雕塑。与西方以“人”为中心的观念不同，中国传统雕塑体现了中国文化对“天人合一”的追求，对神权和皇权的敬畏，偏重精神性的意象造型。而中国现代写意雕塑，正式将传统雕塑中的写意精神与西方写实主义中出神入化的形神表现和抽象主义、表现主义的形式创造置于同一文化空间，在现代话语中寻找“异口同声”的心灵表达，打造出一种神似与形似之间的精妙平衡，既具备民族艺术精神又不失人文情怀。诚如熊秉明先生所言：“写意雕塑既是中国传统的，也是现代的。这是中国艺术的真精神。”

中国写意美术依然走在发展途中，需要美术家们将其纳入宏观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审视、考察、超越。民族的即是世界的，漫漫千年的文化史积淀着中华“写意”美学精神，只有自我欣赏与自我肯定，才不至于在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失重。国家、民族，不仅具有地缘意义，更具有文明传承的精神意义。文化的凝聚是强大的力量聚合，这种力量不断丰富世界、影响世界、对话于世界、屹立于世界。新时期的中国写意美术，向世人讲述着中国、中国人，讲述着中国艺术家的梦想。

这三件事情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塑人，塑什么人是价值观，怎么塑是方法论。创建写意雕塑，是因为中国人的形象有自己的特征，有自己的精神，涵养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道德品质，只用西方的写实法是不能表现中国人这种形象和精神的。法国前总理多米尼克·德·维尔潘看了《老子》后说，从老子头上的道道皱纹以及他的胡须可以想到这个民族历史的悠久和智慧，“从这件作品中可以看见中国”。

从孔子的微笑中，可以想到中华民族是善良的、友好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四海之内皆兄弟。联合国原秘书长潘基文看了《老子》《孔子》，特别是看到表现南京大屠杀的组雕之后说，这些雕塑不仅表现的是一个国家的灵魂，更是全人类的灵魂。德·维尔潘又说，我看到那个拿拐杖的老人（齐白石），就想到我到中国来不怕迷路，因为这个老人会告诉我路在何方。他看到老子头上的道道皱纹，会想到中华民族历史的悠久，因为这道道皱纹不仅仅是老子头上的，而是书写在中华大地上的山峦、巨川；而看那长长的胡须，就想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水一泻而下、口若悬河、智慧涌动、绵绵不断，这里面借鉴了中国书法的表现力量，也借鉴了中国诗歌的想象。

艺术，需要在一个自由的想象中，特别是东方文化。为什么唐诗是喊出来的？因为它是从内心发出来的、冒出来的、涌动出来的，我们中华民族的雕塑艺术也应该是从这个厚土上长出来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是涌动出来的。我的雕塑中也包含着许许多多的山水意象，大自然山的构造、水的磅礴，还有那涓涓溪流，白云悠悠，在作品中会流动出来。所以写意雕塑的“意”是无限的。有人说情意无限，艺术作品既要讲情，又要讲意。

习近平总书记说，艺术作品要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这个温度就是感情，一个艺术家最重要的感情是对民族、对历史以及对伟大祖国人民的情感，只有把这些情感融为一体，才能传递温度，放射能量，体现魅力。这样所塑造的雕像，才是大写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