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网重庆6月27日电（记者 王硕）长江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源泉所系、血脉所依、根魂所在。共抓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共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更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

这一战略的实施需要长江流域11省市携手同行、共担重任。其中，政协助力，责无旁贷。

近日，由重庆市政协发起主办，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参与主办的首届“长江经济带省市政协‘共抓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共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研讨会”在重庆市召开。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政协以及国家相关部委负责人围绕会议主题开展沟通交流，以期通过建言献策发挥政协作用，为长江巨龙画上点睛之笔，合力奏响新时代绿色发展的“长江之歌”。

记者本期选取了其中几个省市的经验与建议，希望对读者有所启发——

上海：建设崇明生态岛守护长江“门户”

崇明地处上海入海口，是长江经济带的“门户”，不仅是上海面向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空间和生态屏障，在落实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国家战略中也具有重要地位。近年来，上海以崇明生态岛建设为重点，通过实施一系列生态修复工程及建设活动，以及推进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努力把崇明打造成为长三角城市群乃至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大保护的重要岛屿。

如今，崇明以不足上海全市20%的国土面积，为全市提供了约40%的生态资产（实物量）和约50%的生态服务功能。

不过在研讨会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李逸平也坦言，崇明作为一个超过1000平方公里、拥有70万人口的大岛，在生态岛建设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和瓶颈。例如，目前岛屿内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还相对落后，2018年人均GDP仅近5万元，与同在长三角地区并重视生态保护的浙江安吉、衢州等许多地方相比，差距较明显。同时，尚未形成具有明确而稳定的主导生态产业，生态旅游等绿色产业发展能级尚需进一步提升。此外，在不同区域的协同合作上，如在水环境风险预警、应急等方面，一体化联动尚不到位。

上海市政协一直十分关注跨区域环境共保共治的难点。2018年和2019年，连续两年均围绕“长三角区域污染防治协作机制落实情况”专题，与江苏、浙江、安徽三省政协共同开展联动民主监督工作。期间，尤其针对崇明生态岛建设开展了一系列调研活动。

“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大背景下，崇明不仅对上海、对中国意义重大，在世界河口自然岛屿中也有着一定的地位。”李逸平指出，“需要从全局和战略上进一步认识崇明生态岛建设的独特地位和重要作用。”

他建议说，崇明应提升功能，建立区域生态保护综合示范基地，对标国际实行高标准的生态保护规则；应设置全球绿色发展高峰论坛，与博鳌亚洲论坛、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等遥相呼应，使崇明成为重要的生态信息发布平台，成为生态建设创新的重要源头。

特别在加强区域联动方面，李逸平建议国家加强对涉及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特别是下游地区省市在重大项目、重点工作上的协调力度，形成对崇明生态岛的常态化指导与监督机制；在区域污染防治协作与监管上，积极促进重大活动“临时管控措施”向“常态监管机制”转化；由“行政管控为主”向“行政、市场、社会多元化治理”转变。

浙江：以水为媒打造美丽中国样板地

浙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发源地。近年来，为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浙江以治水为重点，全力推进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五水共治”）工作。到2018年，地表水省控断面Ⅲ类以上水质比例达84.6%，比2005年提高了近20个百分点，无劣V类水质断面，水质考核居全国前列。

总结在“治水”上的亮点，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周国辉介绍说，浙江全面落实河湖长制，建立了省市县乡村五级河长体系，在全国率先开展河长制地方性立法。同时设立省级河湖长，将八大水系和太湖、千岛湖纳入省级河湖长管理。

在全国率先实施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对相关区县取消GDP考核，转而着力考核生态保护、居民增收等指标；并通过建立健全省财政生态环保财力转移支付制度、主要污染物排放财政收费制度、生态环境财政奖惩制度等鼓励生态保护。

此外还不断完善工作推进机制。一方面完善考核机制，对治水优秀市县评选“大禹鼎”；另一方面，以“党建+”助推环境治理。并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功能，通过《今日聚焦》节目曝光现状，主管部门问责督促落实，省委督查室全程跟踪，构建起监督、整改、反馈快速联动机制。

在此期间，浙江省政协充分坚持建言资政与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从2014年至2017年，省、市、县三级政协共同开展了“三级政协联动、万名委员同行、助推五水共治”专项集体民主监督活动，组织了近1.2万个监督小分队，提出意见建议3万余条；并有两位副主席担任了瓯江、飞云江两大流域的总河长；同时，为推动垃圾分类，2018年至2019年连续开展“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三级政协联动专项集体民主监督，向各地党政部门提出意见建议8000余条，被采纳4522条。

通过这些实践活动以及不断地调研、监督，浙江省政协越发意识到：污染防治具有较强的地域关联性，如果一个地方监管较弱，污染企业就有可能流向那里，一个地方污染防治不力，相邻地区空气治理、江河水源治理就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长江经济带地域相连、人缘相亲，更要进一步加大污染联防联治的力度。”

周国辉建议说，在生态补偿方面，国家层面要继续加大对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予以政策和资金支持，促使新安江流域补偿试点工作不断向纵深推进。要进一步明确生态补偿主体责任。流域上下游各地区都应守土尽责。在此基础上，对为改善水质而作出的牺牲，可科学合理补偿。

安徽：新安江模式“探水”生态补偿机制完善

新安江流域由于“一江跨两省”的状况，导致其一度陷入同一流域难以得到统一管理的窘境。2012年，新安江流域上下游生态补偿试点启动，这是全国首个跨省流域水环境补偿试点。

首轮试点的最大亮点就是两省的“对赌模式”。每年由中央财政出资3亿元，安徽、浙江分别出资1亿元，以两省跨界断面水质的监测数据为依据，若年度水质达到考核标准，则浙江拨付给安徽1亿元；若年度水质达不到考核标准，则安徽拨付给浙江1亿元。2015第二轮试点启动，提高了资金补助标准和水质考核标准；2018启动第三轮试点，不仅对水质稳定系数进行提高，并对总氮、总磷系数进行调整。

在座谈会上，据安徽省政协主席张昌尔介绍，经过7年来两省的共同协作，如今两省跨省界断面水质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二类标准，流域总体水质为优并稳定向好；相关农村道路、农网供电、安全饮水等基础设施全面升级；流域内干部群众生态环保意识和幸福感、获得感进一步增强；此外通过围绕水质考核指标体系、监测方式、资金赔付安排等内容，探索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保护机制和操作办法，为全国生态补偿工作提供了经验借鉴。

不过，在新安江模式的建设和推广卓有成效的同时，张昌尔坦言，目前仍存在一些问题，“而这恰恰也是建设长江经济带生态补偿机制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

经过安徽省政协的相关调研，他们发现，目前生态保护补偿标准尚不够科学，资金保障不够多元、沟通机制不够长效、法律支撑也不够有力。

张昌尔举例说，以资金为例，目前生态补偿方式仍局限于政府资金补偿，与庞大的生态治理开支相比（新安江流域治理累计完成投资为130多亿元），缺口巨大。同时在沟通机制上，因利益诉求不尽相同，在考核指标、考核标准、监测方式等方面，每一轮谈判双方都要反复磋商。

面对推进新安江模式乃至整个长江经济带生态补偿机制建立和完善中存在的难题，张昌尔建议，国家层面要建立科学化的生态补偿标准。例如要充分考虑流域水环境生态服务价值、流域污染状况、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支付能力，以及现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污染物平均处理成本、污染物排放造成的平均损失等因素，加强对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的统筹指导。

在拓展补偿方式方面，除建立国家生态补偿基金或专项资金，还应鼓励生态受益地区与生态保护地区通过资金补偿、对口协作、产业转移、人才培训、共建园区等方式建立多元化横向补偿关系，引导社会资金和金融资本投入生态保护。

同时，国家主管部门应搭建常态化沟通平台和协商机制，发挥执行监督作用，协调裁判地方利益。并尽快出台生态补偿条例或生态补偿法，从根本上解决流域生态补偿“无法可依”问题。

重庆：把握“五大关系”守住上游最后“关口”

重庆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最后一道关口。位于长江上游地区的三峡水库，关乎长江中下游3亿多人的饮水安全，为超过全国一半人口和近1/4幅员范围提供用水。因此，“保护好长江母亲河和三峡库区，事关重庆长远发展，事关国家发展全局。”

据重庆市政协主席王炯介绍，近年来，按照重庆在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中“要努力增强上游意识、切实担当上游责任”的思路，重庆在生态文明建设上持续发力，取得了显著成效。数据显示，2018年，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总体为优，42个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为90.5%；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316天，PM2.5、PM10分别比2013年下降42.9%和39.6%。

在这个过程中，重庆市政协充分发挥职能优势，聚焦“污水偷排直排乱排”等问题开展委员明察暗访监督性调研视察，围绕“山水自然美”“人文精神美”“城乡特色美”“产业素质美”建言献策。

通过实践、调研，重庆市政协委员们也发现，长江生态保护还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如法律法规亟须健全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尚处于起步阶段；污水管网、污水处理厂等环保基础设施建设还有短板等，都需要加大力度探索解决。

“我们认为目前要把握好‘五大关系’。”重庆市政协副主席谭家玲代表重庆市政协发言时呼吁——把握好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总体谋划和久久为功、破除旧动能和培育新动能、自身发展和协同发展“五大关系”，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她建议说，要健全国家层面长江经济带纵向生态补偿和省际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一方面由国家财政和长江经济带省区市共同出资，并积极引导相关企业、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等各类受益主体参与出资设立长江经济带生态补偿基金。另一方面明确细化补偿依据、拓宽补偿方式。在资金补偿基础上，深化易地开发、对口帮扶、技术援助、人才培训、共建园区、解决就业等补偿方式。

其次，加大对长江上游省区市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政策支持，补齐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短板。

同时，加快推进长江保护法立法进程，建立长江涉水监管综合执法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