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一说人才培养就是职业教育,更重要的是本科。大家都明白,产品太单一的企业是经不起市场风浪的。同样,随着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职业教育也需要升级。”

◆杜卫简介:

全国政协常委,杭州师范大学原校长。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常委,中国高教学会美育专委会理事长。复旦大学文艺学专业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美学思想、美育理论和艺术理论。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所需的人才到底怎样才能培养出来?光有提问和讨论还不够,一定要破题!我觉得过去了十几年,这个问题到现在我们并没有得到让自己满意的答案。”在今年6月围绕“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召开的全国政协常委会议上,全国政协常委、杭州师范大学原校长杜卫语出惊人。

他接着说了一段信息量更大的话:“之所以一些职教学校超过一半的学科安排是文科,原因就是这些学科不需要太多的成本投入,而制造业是需要动手的,比如汽车专业培养工程师,我10多年前看到德国德累斯顿应用科学大学的学生,在拆解新款保时捷,但当时在我国的一般院校,能够让学生拿捷达、桑塔纳练练手就不错了。学的时候如果就落后半步,未来走进企业肯定会跟不上的……”

上网搜索“杜卫”,可以看到他的研究方向是中国现代美学思想、美育理论和艺术理论。但几次深谈下来,记者发现,他的视野远不限于此。

师范世家却拒绝“学院派”头衔

1957年9月,杜卫出生于浙江东阳,这一年,杜卫的母亲已经36岁。“我的外公和秋瑾是同事,他是绍兴地区第一个音乐老师,这是有地方志可以查的。我的父母也都是音乐老师,可以说,我的家人都是做教育的。”杜卫这样说。这也就很好理解,为什么在恢复高考之初,杜卫会选择师范学院。

“恢复高考的时候我正在插队,当时我就决定,要通过高考来改变命运。摆在眼前,有两个我非常喜欢的专业:一个是医学,另一个是上师范当老师。我当时觉得,医生或者老师都是很崇高的职业。但后来我自动放弃了读医科,原因是报考医科必考物理,而我读高中时学校没有物理课,我根本没法报考医学。所以,师范成了我唯一的选项。”一晃40年过去,但当年的所思所想,杜卫依然铭记于心。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家风家学如此,杜卫顺利考上了当时的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之后几年的求学经历也颇为顺当。

1982年,杜卫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接着又先后获得山东大学文艺学专业的硕士和复旦大学文艺学专业的博士学位。之后,虽然工作学习的地点几经辗转,但学校、老师、学生一直是杜卫工作的中心。

“形容专家时有一个词叫做学院派,您认为自己是学院派吗?”结合杜卫的经历,本报记者有此一问。

“如果认为从未离开过教育领域的人就算是学院派,我觉得这种理解就窄了。”这就是杜卫的风格,他会随时纠正别人思考的偏差:“我个人理解,学院派的特点是坚守‘象牙塔’立场,他们培养人才自成一体,那就是严格按照学术上的要求或者步骤来培养人才,讲求学科基础能力的训练。可我不完全是。我很关心社会问题,诚然,教育有人文性,但教育同时还有工具性,我们要培养社会用得上的人。学以致用,很多学院派并不关心‘用’的问题,而强调‘学’。我觉得,这样的人才培养理念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有点窄。现在,我们讨论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也就是如何培养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所需的工程师,这也是学院派不太关注的问题。但我为什么愿意展开来谈?我觉得从我的经历来讲,我的教育初心就是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我和媒体不怎么打交道,这一点是有点像学院派的。因为我一直认为,做教育就是默默做事,不需要张扬。但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对我了解情况的一些事情,我就要发声。”

工科学院来了个研究文艺的院长

杜卫很喜欢美学。这一点不用他说,单看他发表过的论文就可知———《心性美学:中国现代美学与儒家心性之学关系研究》《审美功利主义》《走出审美城:新时期文学审美论的批评性解读》《美育论》……这些都是他的得意之作。

从1982年毕业留校任教到2005年初,杜卫从助教一直做到教授。

2005年2月,一纸调令,杜卫调任浙江科技学院院长,而当时,他已经在浙江师范大学副校长任上干了9年半。

“当时组织上找我谈,浙江科技学院急需一位院长,这位院长必须懂管理,还得会创新,敢想敢干那种。当时组织上想到了我,但我是学中文的,而这个学院是中国政府和德国政府合作,引用德国应用科学大学应用型工程师培养模式的学校。我刚到这所学院的时候,一些专业的名称我都没听说过。工科学院院长是个学文的,你换位想想我当时什么感觉?组织上说,一定要努力工作干满3年,我必须服从,好在我之前在副校长的位置上轮过几次岗,我不怕从头学。”杜卫是个有脾气的人,也很直爽,这番话的画面感很强。

但比接受军令状的场景更令人“震撼”的,其实是杜卫马上要带领前行的这个学院,其前身背景,特别是一个个前校名,也很值得一提。

1980年,浙江大学附属杭州工业专科学校成立并招收首批专科生。1983年,这所学校接受了世界银行的贷款,更名为杭州工业专科学校。1984年,教育部和浙江省政府确定学校为联邦德国下萨克森州援助合作单位,更名为浙江大学附属杭州高等专科学校。1985年3月,浙江省政府与联邦德国下萨克森州政府签署协议,学校开始执行省州合作办学项目,经省政府批准,学校更名为浙江大学附属高等专科学校。1987年10月,学校被列为中德政府间合作项目单位,学校领导体制改为当时的国家教委和浙江省政府共同领导,由浙江省政府管理。同时确定校名不再使用“浙江大学附属”字样,全称为“杭州高等专科学校”,使学校真正开始成为独立的办学实体。1992年4月,当时国家教委根据中德政府代表合作办学需要,批准学校为中德政府培养高等应用型人才的试点高校,校名改成“杭州应用工程技术学院”。所有专业均改为四年学制,招收本科生。2000年,杭州应用工程技术学院正式变更为本科层次普通高校。2001年,更名为浙江科技学院。

每经一次改革或调整,这所学院都要换一次名字。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自从杜卫当了这所学院的院长,这所学院至今,再没换过名字(虽然杜卫在这里任职了8年)。

不管校名叫个啥,这所学院工科定位可是多年未曾改变。

由于历史原因,杜卫一上任就面临全体教职员工工资发不出来的情况,他火速成为救火队长。更让他感到郁闷的是,整个学校没有一个人真正懂他是研究什么的。

怎么办?杜卫决定,学校管理的事尽快上手,至于学术方面,先放下自己文科资深教授的架子,在工科教授面前虚心学习,做好小学生。

“院长,这个事你不懂,我们干就是了。”学工科的人很直率,这样的话,“杜院长”可没少听,也有点往心里去了。“但是没办法,不懂就是不懂,不懂更要学。”忆当年,杜卫觉得那句“你不懂”挺扎心。

工科学习,必须下到实验室。杜卫就“驻”在实验室里看老师怎么教学生。“实验室里都是机器,学生们都得上手干活儿,我记得本科生刚进实验室就得用机器锯金属,老师第一步先看你锯得直不直。我这才发现学工科的还是男孩子多,其实也对,有些金属女生根本锯不动。”

但有一个人,杜卫说他至今都记得———她姓陈,是建工学院里的老师,天天不是和学生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就是在外面建设现场指导施工。“第一次见到她是我刚来学校一个月的时候,我去实验室学习,看到陈教授正在给学生上课,就过去和她握了手。没想到她手上全是老茧。后来一打听,她是土木工程专业的高级工程师,学生们都特别喜欢她。”杜卫说,直到现在,他都为那双长满老茧的大学女教授的手感到震惊。

慢慢学,虚心学,杜院长摸到了一些门道,也看到了我国应用型人才培养存在的一些问题。

“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后,教育主管部门对于应用型高校的投入是不够的。比如说,学生们要做实验,有的课程实验仪器设备只有10套,一个班有30名学生,往往是一个人做、两个人看、三个人合着写实验报告。我觉得这样不行,就建议实验室实施网上预约,下午晚上都可以做实验。同时调整实验室老师的待遇,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其实我的初衷很简单,就是让每个孩子都到机器上去摸一下,感受一下。”即便如此,杜卫认为,职教学院的实验室仪器设备更新速度,远跟不上中国产业迅猛发展的速度。“这种差距就是5G和4G的差距,要弥合差距,我认为一定要让企业参与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这件大事中来,企业甚至要参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杜卫说他还曾分管过浙江师范大学的一个职业技术学院,这个学院规定,每个博士教师必须到企业工作一年,这一年教师的工资学校给开。“在企业待满一年,很多老师回校以后第一件事是要求改教材。有个例子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教材里写着‘汽车上的化油器如何如何’,那个去汽车公司实践锻炼的老师一回来就说,这段教材可不能再讲了,因为汽车已经不用化油器了。”这个例子杜卫记得很深。

实践不够,往往缘于经费不足。“重点大学拨款多,但直接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财政拨款又偏低,这些学校培养的学生可能都没有见过最先进的设备,那么他们怎么去为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做贡献?但我们确实非常需要培养出能够毕业就上手、上手就能解决制造业发展前沿技术问题的学生。举个例子,清华大学培养出来的,可能是设计工程师,搞设计画图纸的;而大量地方工科院校培养的是拿到图纸组织工人实施的人才。”话题谈得越深,有些问题就显得越紧迫。

“1993年,我在英国做访问学者的时候,中国经济学家圈内有过这样的讨论,一个观点我到现在记忆犹新,那就是现代化是造出来的。现在,你到曼彻斯特去依然能够看到,那里街头还保留着早年间制造出来的纺织机,看完这些机器,我相信你会理解,现代化真是造出来的。我当时的一个感受是,如果忽视实业,忽视制造业,脱实向虚,我们永远走不到发达国家。”而回到人才培养这个老话题,杜卫说,培养人才应该由不同批次的学校来共同完成:“不能一说人才培养就是职业教育,更重要的是本科。大家都明白,产品太单一的企业是经不起市场风浪的。同样,随着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职业教育也需要升级。”

各种努力的结果是,文科教授杜卫3年期限干满不算,他又在工科学院院长的位子上干了5年多。期间他没有写过一篇与美学专业相关的论文,也没有开展过一次专业领域的学术研究,他发得最多的论文,是关于应用型本科院校研究的。在这个岗位上,他甚至还参与发起了我国应用技术大学联盟。

“2012年底,我们和德国一些合作院校创建了非独立设置的‘中德工程师学院’。在这之前,双方的交往不少,我们的努力更不必说。当时就想着,这件事如果能成功,就能使浙江科技学院的中德合作之路走深走远。在达成合作之前,我再次去拜访德国石荷州的州长,要和我们合作的吕贝克应用科学大学校长就和州长说,你看,中国大学的校长一年只能出访一次,但杜校长这已经是近年来第三次到我们这里来了,他非常有诚意。他们为此都很感动,我当时的一个思路是盯住他们学校,铁了心要把德国应用人才培养计划引入中国。之所以和这所学校合作,原因是这所学校办校质量高,应用工程师培养得好,我们就合作在浙江科技学院内部办起了中德科技学院,德国派老师来上1/3以上的主干课程,我们培养出的人才,将服务浙江省乃至全国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这件事做完不久,2013年6月,杜卫回到师范院校——杭州师范大学,任校长。

冷眼热眼看职教

既在师范学院工作过,也在应用科技学院工作过,在培养应用型人才这个话题上,杜卫有发言权。

在他看来,师范类院校在应用型人才方面是薄弱的。师范类院校是对着中学里面的一门课去培养人才,传授的都是成熟的知识,对社会变化反应慢,社会实践也不好。对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和研究,就是从工学院开始的。在8年多时间里,杜卫跑过20多所德国应用科学大学,发现中德之间在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的差距还是有的,而德国在上世纪经济腾飞的保障之一就是一批应用型大学培养出了优秀的人才。

来到杭州师范大学后,杜卫不遗余力地鼓励非师范专业,朝着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方向前进。

“这座学校是杭州市的全资大学,师范专业只占1/3,我们不仅要为地方办学培养优秀老师,更要为杭州经济发展培养应用型人才。我提出,要围绕杭州迅猛发展的高端服务业培养人才。我们的毕业生创业成功的比例比较高,马云是学生创业者的榜样。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我们学校毕业生里第一批创业成功的都是电商。2017年,阿里巴巴集团加大投入,与杭师大合作提升阿里巴巴商学院,培养与电子商务直接关联的应用型人才。”杜卫这样说。

有段时间,教育部曾组过一个创新创业典型经验学校调研团,这个调研团到了浙江,省教育厅推荐他们到杭州师范大学来看看。据说当时很多调研者质疑这样的安排,认为一个师范院校有什么可看的?没想到,来了以后,他们认为在这里看到了太多新的东西,比如大学里有国际服务外包人才学院,有阿里巴巴商学院,这两个学院学生多达两三千人,个个都有较强的动手能力。

“因为这样的特色教育,这些年杭州师范大学学生在创新创业方面获奖很多,但我总结,学院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最该感谢的是杭州这片创新创业沃土。杭师大就办在杭州创新创业的热土。”现在,杭州师范大学与马云的阿里巴巴成了邻居。“我和马云可以互相看到对方的楼,对我来说,能够看到学生因学习而创新,因创新而改变命运,这是很值得自豪的一件事。”有脾气的杜卫,同样也有真性情。

既了解中国,也了解老牌工业国家德国,在回答记者提问“中国在制造业领域是否存在弯道超车机会”的问题时,杜卫给予了肯定的答案。

“相比德国,中国工科学得更综合,我们要培养的是中国应用型人才,因此一方面我们借鉴,另一方面我们要传承好传统文化的精华,要让学生认同中国文化。在浙江科技学院,工科学生必须学一门课程———《论语导读》。教育的初心是要培养一个素质全面的学生,因此不仅要训练学生的手,更要培养一颗中国心。高等教育要国际化,这也是大势所趋,但我们培养的毕竟是中国的大学生,他必须在结合国际化之前,先认同中国文化,也就是地方化。”

为什么要聚焦美育?

终于在采访尾声,与文艺学博士杜卫开始聊他的“专长”———美育话题。

“美育是德智体美劳中的一种形态,根本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审美素养。具体来讲,就是要培养有品位的人。品位的意思是有内涵,对文化有讲究,追求一种拒绝庸俗的生活境界,而且,品位也是道德成长的重要基础。美育同时要培养能创造的人,因为审美、艺术是人类最具创造性的活动,美育能够培养学生有更敏锐的感知,更丰富的灵感和想象。另外,美育不仅是中国传统,更是21世纪的新命题,这与创新驱动发展是吻合的。”

去年8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央美院老教授的回信中提到:“美术教育是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塑造美好心灵具有重要作用。你们提出加强美育工作,很有必要。做好美育工作,要坚持立德树人,扎根时代生活,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让祖国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长。”

在杜卫看来,现在美育正在越来越多地受到大家的重视,他的一个观点是,无论是大学还是幼儿园,都应该重视孩子们审美素养的提高。

“在教育的形态里,我认为我们比较多地重视培养孩子的社会性,也就是统一性和规范性,但对培养孩子的个性重视稍显不够。事实上,没有个性就等于没有独立思维,也就不可能创新。这是我们的教育应该补的短板。但个性不能简单理解为独往独来,而应该是吸收了优秀文化成果后自己能去创造的性格。我经常和孩子们说,个性的前提是不给别人添麻烦,还要给别人带来帮助。人们更有创造力,国家发展才会更有动力。作家、艺术家就都很有个性,而个性鲜明的艺术作品能够帮助孩子发展个性,这也是好的。”

杜卫还提到,目前考级考的主要是技巧,算不上美育,因为缺失了人文修养和创造力培养。“比如钢琴考级,我觉得不仅要考一首曲子节拍对不对,更重要的是有感情、有审美地去弹,这才是艺术的重中之重。钢琴级别越高,对于审美和人文内涵理解应该越深,才是对的。”贯穿采访始终,记者对杜卫的称呼一直是“杜老师”,这个称呼很适合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