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代表眼中的农村文化生活变迁：

“过去往牌场跑，现在往广场跑”

本报记者;谢靓

2019-07-24期02版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从农村电影队刚到文化站时，只有‘一块牌子、一张桌子、一方印章、一个人’，没场地、没经费、没老师、没队伍。”

说这话的是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狮子口镇综合文化站站长雷元坤，在7月23日全国政协召开的“加强农村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专题协商会上，雷元坤是受邀参会的基层代表之一。

邀请一些基层代表发言是这次会议的一个亮点，农村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到底咋样，身在其中的人最有发言权。

抚今追昔，在乡镇文化站工作38年的雷元坤对农村文化生活的变化感慨万千：“过去门可罗雀的文化站，现在成为了全镇最热闹的地方，每天从集镇上自发来我们文化站的群众有几百人。”

变化怎么发生的?雷元坤告诉大家，当地通过用好中央的好政策，积极争取地方支持，改建后的综合文化站，图书室、多功能活动室等等一应俱全，所有设施免费开放。而且，为了让农民参与进来，文化站还想方设法组建了一支30多人的业余演出队，并帮助每个村都成立了一支30人以上的舞蹈队。

文化生活的变化带来了民风的变化，雷元坤说，农民“过去往牌场跑，现在往广场跑”。这样的变化，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安龙县文物管理所所长易奎香也感同身受。她说，“我州的三宝黎族乡，因立足舞蹈‘阿妹戚托’而闻名，整体搬迁出大山后叫‘阿妹戚托’小镇，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也是最完善的安置区，‘阿妹戚托’得到很好的保护和传承。”

作为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打安镇副镇长、田表村党支部书记，羊风极委员讲述了他的亲身经历。羊风极刚担任田表村党支部书记时，村里没有文化服务场所。他以实际行动带领村里党员筹集资金，建起200平方米的活动场所，又找到村里最会“调声”（流传于海南儋州一带的民间歌曲）的年轻人组成调声队，还兴建农家书屋。“村里风气为之一变。”羊极风说。

虽然农村文化生活今非昔比，不过在大家看来，当前还有一些亟待解决的困难。雷元坤说，基层文化站人手不够、人员老化问题突出，建议文化专业人才配备向基层倾斜，羊风极呼吁重视农村草根创作的作品和文化活动，易奎香建议从国家层面出台针对少数民族边远贫困山区的相关扶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