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看守所，杨旭东会问在押人员三个问题：

你是什么身份？

你为什么被抓进来？

你来这里是干什么的？

这三个问题的标准回答是，我是犯罪嫌疑人，我因为涉嫌犯罪被抓进来，我是来改正错误的。

即便是重刑犯也有交流的渴望，杨旭东发现，有些重刑犯甚至努力表现得和别人不一样来引起民警的关注，这样能被叫去谈话。

和重刑犯谈话

在重刑犯监区工作的时候，谈话是杨旭东每天做得最多的事。

早晨上班后、傍晚下班前，杨旭东都要去监室查监，观察在押人员的气色，以发现他们情绪的蛛丝马迹。有一次，有个在押人员看见杨旭东到监室门口，把脑袋低下来了。杨旭东找他谈话，又向同监室的人打听，才知道他看见自己家里的来信放在管教的桌子上，没给他。

每一封寄往看守所的来信都要经过民警的检查，透露案情的、影响在押人员情绪的会被暂时扣留，由相关部门进行审查，而对在押人员来说，这是他们和家人直接联系唯一的渠道。除此以外，家人送来的东西也要经过严格安检，带铁丝的、硬塑料的、内衣的钢圈，都要被处理掉。

为了安全，监室内取消了高台，勺子换成了特制的硅胶软勺，笔用的是定制的纸壳。

杨旭东最担心意外事故，“这会影响到审判和执行的程序。”

每个监室口都有两间谈话室，看起来像普通办公室，有办公桌、旋转座椅和电脑、书柜，唯一不一样的是中间透明硬玻璃的墙面和正对面白色的谈话椅。透明墙面是方便隔壁房间的人随时观察动态，而谈话椅是在押人员的座位。

安全是看守所的最高要求，铁质的谈话椅扶手旁边挂着手铐，在押人员们坐在上面，要用手铐把他们和椅子临时固定在一起，以确保安全。

杭州市看守所女子分所所长李红觉得，自己的工作像是居委会大妈，“调解矛盾、化解矛盾，每天一个个地谈话，了解案情、了解家里的情况、身体情况，如果情绪不稳定还要开导安抚。”

通过谈话，民警留意在押人员的情绪，监控室的黑板上，记录着要重点观察的在押人员，收到裁决书的、律师会见的、判决刚下来的。有在押人员告诉民警张军，他讨厌自己的父母，觉得他们对自己毫不关心，法院开庭的时候，他要求父母离场才愿意开口，但是他信任张军。有在押人员告诉张军家事，他在外面的情人、他隐秘的初恋、小时候和父亲的仇恨……民警成了他们的倾诉者。

每天早晨民警上班，都要回放前一晚的监控视频。张军发现，在押人员也会躲在被子里哭，会把家里的来信翻来覆去地看。

张军遇到过一个被判处死刑的杀人犯，每天蜷在被子里哭，还企图自杀。张军找他谈话，反反复复劝他找到生命的希望，一次要花两个小时才能让他冷静下来。管教的谈话是为了让他们“放松一点”，从案子、对家庭的思念里挣脱出来。

并不是所有的重刑犯都愿意谈话。为了在谈话时让在押人员开口，有民警为一位信佛的在押人员找来了佛经，有民警为了聋哑在押人员学哑语，有民警学了医务知识和画画，杨旭东曾经辗转要来在押人员儿子的照片，还自己掏钱给他们买苹果吃，女子分所民警杭国琴在看守所里给在押人员过生日。

那是个特殊的生日会，半个月前，一位在押女孩的妈妈给女儿写信，在信里“希望管教能给她一个拥抱”。杭国琴买了蛋糕和生日帽，第二天，在看守所的会议室里组织同监区十多个在押人员一起给她唱生日歌。

有重刑犯给杭国琴写信，说她“比家人更像朋友，比朋友更像家人”，等出狱后，“我会第一时间请你吃蛋糕”。

女性监区关押的在押人员比男性监区少一些，男性监区的墙上写着《论语》、《弟子规》，女子分所的墙上写的都是和“爱”相关的主题，教导她们“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有一面通往监室的墙，用三十多种字体写了“爱”，拼成一个巨大的爱心。

女警们能说上来每个重刑犯的名字和年龄、家庭成员，有个小姑娘偷偷生了孩子，刚生下来两天就把孩子丢到外面，最后孩子死了，她被定了故意杀人罪，送到看守所里的时候还没出月子，民警给她准备了红糖、红枣，每天有鸡蛋汤喝。

在看守所里，在押者在极度的恐惧情况下容易生病，感冒、发烧、心慌。有的在押人员不愿意配合治疗，“治不治也没什么意义了”。管教像哄孩子一样劝说他们，在法律上，死刑复核还未通过的重刑犯享有平等的生命健康权。去年，看守所关押了几个在押人员，向管教反映没有书看。每个季度，在押人员还有一次买书的机会，可以自己从送来的书单里勾选书目。

死刑案件都必须经过三级法院的审判和复核，流程复杂，在看守所关押的时间长达数年。按照规定，民警需要对重刑犯进行每月至少两次的谈话，这意味着每个死刑犯在看守所羁押期间，从入所，到判决、执行死刑，管教民警要进行一百多次谈话，杨旭东觉得，对他们甚至比自己的儿子都关心。

生的希望

死刑犯最难管理的是，他们已经失去生的希望了。李红劝他们，法律没有最后裁定，就还有希望。

有个女性在押人员，因为贩毒进了看守所，自认为不严重，几年就能出去。一审开庭后，判了死刑，她接受不了，一下子垮了，从法庭送回来的时候垂着头，步子缓慢，别人叫她也没反应。

李红每天去看看她，监室里，大家都在看书，只有她坐在监室内一动不动。李红找她谈话，坐在椅子上，她耷拉着头，只愿意“嗯”几声。李红着急，担心她寻短见。最后从同监室的在押人员那里得知，她经常提到自己的小儿子。李红找了她的丈夫，小儿子还不会写字，给她在纸上画了一幅全家福，送到看守所，她笑了。

李红顺势劝她，要想想自己的小儿子，积极改造，主动立功，说不定还有活下去的希望。

投送监狱的时候，在押人员往往会感谢自己的管教。各个监区各有分别，刚入所进入过渡监区，而根据疾病情况或身体状况，有专门的艾滋病监区，等判决下来、还未进入监狱前，有已决监区。所以，在押人员往往待过多个监区，由不同民警管理过。在送往监狱时，会挨个叫出来民警的名字，对他们表示感谢。

李红希望，自己是真的能帮到她们。她记得一个贩毒的女人王琪(化名)，被抓住的时候，不愿意供出自己的上下线。李红带着民警、还有她的律师轮番劝她，劝了两个多月，从她的男朋友谈起，聊到她在看守所的经历，王琪表现得也挺配合，什么都愿意聊，唯独问到案情，低着头不说话。

后来，李红打听到，女孩家庭环境复杂，小时候，被父母送了人，由养父母带大。李红找到了她的养父母，拿了几张她小时候的照片。李红告诉王琪，她被捕后，养母生了场病，每天哭着说想她。看到照片，王琪哭了。

当天晚上检查监室的时候，王琪主动向李红报告，愿意揭发自己的上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