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立功，王琪从死刑改判为死缓。

按照法律规定，死刑犯需要戴着铁质脚镣，宣布改判那天，李红带着另一个民警，把王琪的脚镣卸掉了。

李红觉得自己像老师，“管的是特殊的学生，表现好我们要表扬，表现差也要严格惩罚。”

“如果有来生，我一定不会去犯罪”

判决后，死刑犯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结局，但要到哪一天被执行死刑，就连看守所民警也得当天才知道。

死刑犯执行当天，杨旭东早上到了看守所，一旦收到通知，等法警到来后，一起去监区“提人”。押解警车有面包车大小，看起来庄重、严肃，送死刑犯走完最后一程。

重刑犯比其他在押人员更敏感，民警忽然对他态度变好了、变差了，哪天多看了他一眼，都很紧张。曾经有个生了病的重刑犯，为了他的身体好，民警经看守所所长审批同意给他加一个鸡蛋，结果他看着鸡蛋不愿意吃，哭着问，“是准备送我上路了吗？”

有个死刑犯一审被判处死刑后，心里感到绝望，时常顶撞民警、违反规定，一次，大叫着问民警，“我已经这样了，还要怎么样？”杨旭东找到了他的家人，劝说家人给他写信，还在他生日的时候买了个小蛋糕。直到一年后执行，这个死刑犯再也没有违反监室规定。他给杨旭东留了一封信：“谢谢杨管教，如果有来生，我一定不会去犯罪。”

在看守所里，民警扮演着家长的角色。艾滋病监区的在押人员给杨旭东起外号叫“杨妈妈”，另一位姓钱的民警是“钱嬷嬷”，曾经，有个年轻的重刑犯持续不听管教，杨旭东辗转找到了他的母亲，进入看守所以后，母亲不愿意再见他。

杨旭东把其母说动了，两个人见了一面，从此那个小伙子愿意听话了。

杨旭东和同事们管理的在押人员里，有部分是年轻人。谈话的时候，张军发现，他们大都埋怨自己的父母。杨旭东记得一个因为抢劫入狱的年轻人张欢(化名)，在看守所的三年时间里，疼爱他的姥姥、姥爷相继去世，杨旭东给他的妈妈打电话，希望能来看看他，让他对生命重燃希望。

希望是看守所最珍贵的东西，民警们鼓励家人多来看望在押人员，李红发现，有在押人员收到了家里送来的衣服会开心，连续几天都表现得积极主动。

张欢被带离监室的时候是个冬天，杨旭东听到消息跑过去，看到了押解警车前的张欢，张欢眼眶红了，离着杨旭东几米远，喊着请求他，“如果我以后能有个坟，希望杨队有空来看看我。”

那是杨旭东和张欢的最后一面。

人生终点，法律裁定

“整个法律有诉讼过程，我们要保证在看守所羁押期间不出问题。”杨旭东说，五年前，他遇到过一位因贩毒被判处死刑的犯人洪方(化名)，洪方被押解到看守所时，前来对接的民警提醒杨旭东：“这人身体不好，之前住院时企图挟持护士，你们当心点。”

洪方是艾滋病人，杨旭东第一次去到艾滋病监区，身上穿防护服、手上戴一次性手套，监室里的在押人员不愿意理他，低着头没人说话。两个多月时间里，艾滋病监区成了最难管理的。为了拉近和艾滋病在押人员的关系，民警们开了个会，决定要从心里放下对艾滋病的恐惧，要“零距离”管理，亲手给他们剪指甲、理发，每天进监室里面对面谈话。

此后，他们脱了防护服，只戴着手套进监区。

用了一年时间，杨旭东干脆把手套脱了，现在，进艾滋病监区和进别的监区没什么两样。

2018年，因为艾滋病并发症，洪方被查出肝功能异常，住了好几次院。

每一次洪方就医回来，杨旭东都会去看看他——脸色越来越黑，瘦了，脸上能看出来骨骼的形状，连吃饭也变少了。但是，“为了维护法律的正义，只要他的死刑复核程序还没下来，他就是个病人，必须全力给他治病。”生病以后，民警围着他跑。一个司机，一个保安，加上至少三个民警轮班看护，从早到晚。

最后，洪方在HIV病毒终结他的生命之前，被依法执行死刑，他的人生终点是法律裁定的。

杨旭东记得一位在看守所待了六年的毒贩陈凯(化名)，他的案件证据确凿，他却坚持不肯认罪，一审判决死刑后，陈凯不愿意接受，一直坚持上诉，直到案件由高级法院发回重审。

陈凯在押的时间里，杨旭东和他谈话上百次，“比我跟我儿子聊得都多”。陈凯在监室里表现得规规矩矩，杨旭东已经习惯了每天早晚查房的时候能看见他。突然，重审结果下来了，依旧是死刑。

执行死刑当天，杨旭东接到通知，去监室看了陈凯最后一眼。他刚吃过早饭，像往常一样，盘腿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杨旭东走到门口，透过铁门，陈凯抬头看了看他，又低下了头。

脚镣碰在地上的声音又一次响起了。

新京报记者 卫潇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