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实很丰满遗址很骨感

“我们现在脚下所踩之处，就是汉长安城的未央宫前殿，是汉代皇帝处理政务的场所。我们所熟悉的文景之治、抗击匈奴、独尊儒术、汉武盛世、昭宣中兴、编纂《史记》等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于此。”在残存的台基之上，调研组的委员们听当地工作人员如此介绍道。

作为西汉王朝的都城，汉长安城是当时全国的政令和文化中心，也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历时最长的都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际大都会和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都城。

当调研组的全国政协委员们四处望去时，却满脸疑惑：虽说介绍的都是事实，但眼前除却土台基、荒草地，什么都没有，让人如何去信服？

用砖墙围起来的遗址保护区内，如果不是工作人员介绍，单凭自己游览的话，是无法看出哪里是哪座宫殿的，更不用提与当时的历史事件相联系了。

观赏性差，是如今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利用工作的一个瓶颈。

“汉长安城的历史价值高、范围也很大，但它的可视性差。如果建立一个遗址公园的话，将来老百姓来这里看什么？这是一个大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袁靖说。

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需要做好展示工作。这也就要求对于大遗址的保护理念上，要有所创新。

袁靖引用了《岳阳楼记》的开篇文字：“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也就是说，当年滕子京降职到岳州做太守时，把岳阳楼重新翻修，还把唐宋诗词刻在其上，范仲淹《岳阳楼记》是为此而作，才有了千古流传的经典。

“从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对古迹保护的态度，反思我们现在的做法，古人的做法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思考、一个启示？”袁靖说。

其实在这一点上，河南省洛阳市已经有了先例。袁靖在当地调研时发现，隋唐洛阳城中轴线上的定鼎门，作为全国大遗址保护的重点工程，是在保护地下遗址的前提下，采用钢架结构，在遗址上面复原建设的一个定鼎门新城门楼。通过这种方式，既有效地保护了文物，又能展示定鼎门的历史风貌。定鼎门的成功复原，也让这座中国沿用时间最长的古代都城城门，在沉睡地下千年之后，终于“再现”地面。

“定鼎门整体复原后，气势宏伟，盛唐气象和当年车水马龙的热闹场面，人们去了一看就能想象出来。”袁靖说。

虽然相比于有壁画展示的唐朝而言，只有画像石、画像砖的汉朝，城门的复原难度相对较大，但洛阳定鼎门的做法无疑能为其他大遗址保护提供一个思路。

古人对遗迹做了重新的修建，于是就有了岳阳楼被保留下来，千年之后的我们对于遗迹，应该怎么做？“我们对于大遗址的保护利用理念，能否创新？”袁靖说：“把一些城楼、宫殿复原起来，哪怕暂时复建不起来，做一些微缩模型也可以，来展示古代遗迹，真正让老百姓看懂。”

我国有着5000多年的文明史，这些遗址遗迹传承到我们手里，不能让它只是一些土堆子。“这样总觉得好像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也对不起古人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袁靖建议，除复原外，还可以用现代化的手段，比如像敦煌一样，做宣传片，让人对于敦煌有个整体的了解之后，再进去参观。通过多种方式，全面地阐释遗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形象地展示中华文化的美，能够让人更好、更深入地去理解我国传承5000多年的文化。

保护把握一个“度”字

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区内，已完成9个村、3379户村民和1315户企业搬迁，但仍有33个行政村约10万人的生产生活保障、遗址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等问题遗存，解决难度很大。

“汉长安城遗址区内群众生活现状令人堪忧。”当地工作人员介绍道，朱宏路（即汉长安城保护区东侧道路）以东，城市化建设后，人均年收入能达到几万元人民币。但是，朱宏路以西遗址区内，人均年收入只有几千块钱。这和全国都在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形势，是非常不相称的。

一路之隔，群众生活水平差距甚远，这是汉长城遗址区内外发展的现状。

为什么遗址保护区内外差别如此之大？原来，汉长安城遗址内原本有大棚，老百姓借此还有些收入，但在保护区内大棚拆除后，这些收入来源没了，当地百姓出现了返贫现象。又因为是遗址区，无法搞大规模的市政建设，保护区内的百姓用水用电都有困难，到现在还只能打井取水，没有自来水可使用。

“这就是一个历史文化保护和社会发展水平之间，到底应该保持怎样关系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博物馆馆长王春法说，实际上现在所面临的困难，是保护水平和保护要求，超过了经济发展水平能够支撑的情况。

对于汉长安城遗址，我们到底应该保护到什么程度呢？

让王春法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与希腊文化局的一次交流。中国文化研究与希腊文化研究有相同之处，但从另一个角度会发现，希腊对于其文化有一种过分的迷恋，过分到什么都不能动的地步。比如，王春法在看过希腊的文物后，希望可以借到国家博物馆来展览，进行文化交流。但希腊方面则表示，他们的文物从来没有出过希腊本土，如果要出境展览，需要议会通过。“一个文物的出境展览，文物局说了不算，要议会通过。”王春法笑道：“议会天天有多少事要忙，不可能为了一件文物再来开会审定。”

所以，在他看来，遗址文物的保护，讲究一个“度”字。保护，就需要投入，但投入需要有一个平衡点，否则就是不断在“输血”。

汉长安城，现在还常常把城垣内36平方公里作为一个代沟，在王春法看来，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这36平方公里内的这个每一个区域的重要性不一样。“比如说，未阳宫前殿这里非常重要，但是东北角区域是西市和东市，它的文物价值就不大，如果把这些作为整体同等来保护，我认为这是不科学的。”王春法说。

他建议，要解决保护和发展的矛盾，需要在城市管理上实现网格化。“我们是不是可以把遗址区划成若干网格，最重要的那一部分由国家来保护，相对不重要的部分下放到省里或者市里去保护。这样的话，各级保护的压力也会减少。”王春法说。另外，他还建议分类指导、分区施策，来作为平衡保护和发展关系的一个出路。

遗址保护以“人”为本

“搬迁保护这种模式不可行。”王春法说。因为如果要将遗址区内剩下33个村落的居民要都搬迁出来，所需成本太高，而且现在也没有地方给这些居民落脚。

对此，袁靖也表示赞同：“36平方公里，这么大的范围，把人都搬走了，是否意味着要把古代的遗迹流传下来，人们就不能在这里生活？这个肯定不现实。”

遗址区内现居百姓的安置问题，如何来考虑？居民生活和遗址保护存在的矛盾，如何来解决？

袁靖说，汉长安城的文化层很浅，考古挖掘的话文物一挖就没有了，所以在这儿世世代代的居民已经对遗址有了一定程度的破坏。而且，再把他们集中安置，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我自己做考古嘛，道路总归就是路，不能因为是古代的就不能破坏。”袁靖接着建议，顺着这个古代道路，在下面挖一条管道出来，从这个角度就能够给遗址区内百姓的生活带来改善。“而且现在发掘三维扫描技术是有的，管道挖好以后可以三维扫描，既能够作为资料永久保留，也能后期复原。”

古代的历史要靠现代人来传承，但现代人的生活都改善不了，何谈保护传承？

“现在大家都有这么一个共识，不应该全部都作重点保护。”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博物馆文物科技保护部主任潘路说，“把居民全部迁走进行保护，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特别是在介绍中提到了汉长安城遗址的留存，得益于历朝历代民众的倾力保护，说明从古至今群众都为汉长安城遗址的保护做了很大的贡献。”潘璐认为，对遗址区群众进行教育，从法律上提高他们的保护意识，让他们主动参与到遗址保护中。

在山西调研时，潘路注意到，当地搞了一个“文化守望”的项目，群众会去主动认领遗址遗迹来进行保护。“这种形式让群众参与进来，让他们意识到这是自己的家园，遗址带给他们的既有自豪感，又能够参与到其中，还能提高生活水平。”

汉长安城遗址保护是一项国家文物遗址保护重要事业，既是文物保护工程、文化传承工程、生态提升工程，也是一项城市建设产业培育工程和民生改善工程，可谓民心所向。相信经过委员们的讨论、建议，能够为汉长安城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有利于实现文物保护和民生改善共存的发展新路径，实现文物保护与民生改善的双赢，让这座沉睡千年的遗址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