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沈琳;整理/本报记者;刘喜梅

每一名好医生的成长，都经历了漫长的职业修炼。我们对生命的敬畏，也在这场修炼中，日趋成熟和理性。

修炼也一定是一场苦旅。从医近40年，其中的一些人一些事儿，至今仍对我影响巨大。

生死面前，才懂敬畏生命

还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刚到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做消化内科住院医师。那个年代的夏天，农药应用广泛，棉花、玉米等农作物都需要经常喷洒农药。但农药的广泛应用，也导致了不少人年轻人急性农药中毒。

在某天我跟老师一起值夜班时，就收治了两位急性农药中毒的患者，他们分别住在上下楼。其中住在楼下的患者，已经因为呼吸道分泌物的抑制陷入了昏迷，需要时不时地更换气管插管和吸痰来维持生命。

但那个年代的医疗条件所限，一个病人仅能配备两套气管插管，在病人使用其中一套的时候，换下来的那套要被患者拿去清洗消毒。但消毒也需要一定的时间，等护士洗消之后发现楼下的这位患者因为痰多气管又堵了，并因为缺氧开始出现抽搐症状。面对患者的抽搐，护士慌了，怎么也找不到就在抢救车里面的备用插管，然后值班医生争分夺秒前来协助找到插管并给患者换上时，已经过去了大概两分钟，遗憾的是患者最终没有被抢救过来。

因为当时在看护楼上的另外一位患者，楼下这位患者凶险的两分钟我并没有亲身经历，但对我震动很大。当然这位患者本身身体机能就比较差，即便没有耽搁这两分钟也未必能够抢救过来，但至少会多了活下去的希望。就像当时带我的老师所说，临床医生的历练，并不单纯是技术的提高，而是要经历争分夺秒抢救患者的生死时速，才能逐渐做到胆大心细处理患者状况。

几十年过去了，我至今也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它仍然就像是发生在昨天一样。在此之后，我懂得了对生命的敬畏。

过多共情，医生也会抑郁

工作8年之后，我读取了北医的研究生，并从消化内科医生转为肿瘤科医生。

不同于消化内科常常处理消化道出血、胃穿孔等急症患者，相对而言，肿瘤科病人是慢病患者，他们常常需要长达几年的治疗。因此，肿瘤科医生也会跟病人有较多和较长时间的接触。

就是在初做肿瘤医生时，我和两位同龄的患者成为了朋友。

这两位患者一男一女，其中男患者一米八多的个子，帅帅的，很阳光。那时候我夜班非常多，经常三四天就倒一个夜班。轮到我夜班时，这位男患者经常在我没事儿的时候跟我聊天，慢慢就熟悉了。有时我的同学晚上会来病房帮我忙或者看病历，这位患者还会拍着胳膊跟我说，“我可以去帮你送同学，你看我的胳膊多有力量”，其实这位男患者很瘦。

这么阳光的一位患者，两年后胃癌复发转移了。我虽然已经极尽所能但确实已经很难再帮上他什么了。但每次走过病房，我都能觉察到，他看到我两眼立马就有了光，那是对生命的期待和希望。每每此时，我心里都非常非常难受，甚至痛恨自己的无能。

这位患者离开之后，我有大半年的时间也在慢慢疗伤。每次走过病房，看到那位男患者曾经住过的病床，想到一个那么阳光、那么充满生命活力的人，最终如花儿慢慢枯萎般离开了世界，我的内心被焦虑、痛苦、自责会挤满，这是极强的挫败感。

在此之后，我明白了，即便是跟患者做朋友，也需要保持适当的距离。不然，长期面对“朋友”的生死，医生就会抑郁并最终失去诊治病人的能力。

冷静的医生才能给患者最合适的治疗方案

另外一位女病人是间质瘤患者。因为同龄，再加上患者女儿跟我孩子同岁，不自觉地跟这位患者处成了亲人一般的关系。后来，在治疗的过程中，患者会将生活的苦与乐全都告诉我，包括她跟家人的关系我也都有所了解。

治疗了好几年，这位女病人最后一次来医院，是因为胸腔大出血来急诊。她患的病比较容易出现胸腔大出血，但我也深知，这次她再出血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办法了。我冲到急诊室时，病人已经休克，但听到我的声音，她立马睁开了眼睛，好像顿时就精神抖擞起来，那是对生命已经绝望之时又燃起的希望。可是我却没有勇气面对这种绝望，因为我也深知，医学不是万能的，很多时候我们不能让生命起死回生。

就这样一两年的时间，这位男患者和女患者先后离开了世界。作为主诊医生，我也总结了深刻的教训——要成为一名好医生，我们需要与患者共情，但不能是亲人般的共情，甚至有时候我们要做一个“稍微冷一点的好医生”，这样我们自己才能拥有健康的心理，才能保持理性参与病人的诊治，才能很好地跟病人沟通，才能在良好沟通的前提下获得患者信任，并为患者带来希望和温情。毕竟，生命面前，由不得丝毫的差池。

（沈琳：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