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两个多月来，香港受违法暴力事件冲击，港区全国政协委员拧成一股社会正能量：我们冒雨集会，发出了“守护香港”“反暴力、救香港”的呼声；我们积极撑警，给维护社会治安的警员们送上关心和支持；我们向全社会呼吁，止暴制乱，理性沟通，尽快恢复社会秩序……

此次违法暴力事件，以及此前的非法“占中”事件，是我作为全国政协常委参与政协履职工作、见证委员作用中，印象最为深刻的经历。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港区委员有自身的特性，但无论是为内地建设建言献策，还是在香港发挥双重积极作用，爱国爱港，都是港区政协委员的根本和灵魂，是必要条件。

二○一六年三月十日，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这是唐英年在会上作《利用香港优势服务国家“十三五”规划》的发言。 新华社发

我2013年成为全国政协常委，但我对政协并不陌生。这得益于两方面：

一方面，受父亲唐翔千的影响，他是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至九届全国政协常委。1983年，全国政协设立了港澳同胞界，父亲正是其中的一员。最初，我对父亲参与政协工作的印象，是他每年春天会有将近20天回内地开会。后来，慢慢地，父亲会给我们讲国家的发展，讲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改革开放以后，父亲成为首批在内地投资的香港商人，曾创下多个第一。比如参与深圳的第一批补偿贸易，在乌鲁木齐创办新疆第一家合资经营的天山毛纺织厂，在上海办起第一家沪港合资企业上海联合毛纺织有限公司，领取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001号”上海合资企业营业执照，开创了上海合资企业的先河。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每年开完全国两会后，父亲都激情满满、喜形于色地给我们讲改革开放的成果。他灿烂的笑容，发自内心的振奋，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可以感受到，他对国家发展充满喜悦也信心满满。

参加第六届全国政协会议时，香港还处于回归过渡期。当时，父亲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参与了基本法起草和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及推举委员会的工作，为香港顺利回归发挥了作用。对国家的热爱，对香港的深情，是作为港区政协委员的父亲给我的精神财富。另外，我的祖父唐君远曾担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如今，弟弟唐庆年是江苏省政协委员。可以说，我们一家与政协有着不解之缘。

另一方面，我有过地方政协委员的履职经历。我从小跟随父母回上海看望祖父母，往来内地很平常。工作之后正赶上改革开放，我又追随父亲的脚步到内地投资。因此，我对内地的经济发展、投资环境、生活环境等相对熟悉。但对内地政治体制有深入了解，还是从成为上海市政协委员开始。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正处于快速发展期。改革开放以来，上海虽然起步晚，但有后发优势。上海与香港有很多相似、共通的地方，可以相互学习，有益互补。因此，在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时，我针对当时的上海建设，如浦东开发、城市旧区改造、治理交通问题等方面，都积极建言要借鉴香港经验。

2003年，由于担任香港问责官员，我主动请辞了上海市政协委员。那一年，时任上海市市长韩正到香港考察学习香港交通管理的经验，我作为财政司司长接待了他。

“你知道吗？上海的交通拥堵问题非常严重。”韩正问我。

“我很清楚呀。”经常往来上海，并曾在上海市政协会议上建言解决交通拥堵问题的我回答。

那次香港之行，韩正考察了香港交通管理的方方面面。此后，在他的推动下，上海的交通拥堵问题得到有效缓解。香港经验是否起了作用，我不敢妄断。但作为曾经的上海市政协委员，用香港经验建言上海发展的做法，让我找到了参与政协工作的“门道”。

父亲参与政协的经历告诉我，爱国爱港是港区委员的根本。而上海市政协委员的经历，为我参与政协工作积累了经验。2013年，当我成为全国政协常委，我就像一个政协的“老兵”一般，投入到了新时期、新平台的政协工作。此时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港区委员的作用体现得日益充分、日益全面、日益重要。大家已经成为爱国爱港队伍的中坚力量，在特区和内地发挥着双重积极作用，积极参与国家建设和香港社会事务。

2018年6月，我当选香港友好协进会会长，在这个以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为主体的爱国爱港平台上，我将团结、凝聚、组织好爱国爱港力量，进一步发挥政协委员的双重积极作用，坚定支持“一国两制”方针、捍卫基本法，支持特区政府和特区行政长官依法有效施政，为推进香港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民生和提高市民福祉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