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感慨她的无私付出，但却鲜少知道那些付出背后的故事。在《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中，许多故事得到了悄然呈现。

这本书执笔人，是北京大学教授顾春芳。她也是樊锦诗的“忘年交”。

樊锦诗的严谨自律、开阔胸襟都给顾春芳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在敦煌期间，她和同事们白天参观洞窟；晚上采访樊锦诗。

为保证访谈质量，顾春芳拟出一百多个问题，可几乎没派上用场：聊起敦煌，樊锦诗的健谈、阅历之丰富、思路之开阔，远远超出她的预想。最终积累的访谈稿，将近二十万字。

在接下来的撰稿过程中，顾春芳也一次又一次被樊锦诗和几代敦煌人的故事打动。

比如，樊锦诗工作很忙，她的第二个孩子一度被寄养在河北老家。有一年，她去接回孩子，看见一个黑不溜秋的小孩，后来才知道那是自己的儿子。看着孩子，樊锦诗眼泪直往下掉。

而且，像樊锦诗这样的保护者，不止一个。《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的最后一篇，叫做 “莫高窟人的墓地在宕泉河畔”。

在宕泉河边，有一个很隐蔽的墓地。那里安葬着包括常书鸿、段文杰先生在内的二十七人，他们是第一代坚守敦煌的莫高窟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最终归于敦煌。

庄子赞叹曾子“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顾春芳说，莫高窟人在艰苦奋斗中凝成的“莫高精神”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时代之光。为了保护莫高窟，原来有那么多人甘愿献出一生。

以下为顾春芳接受中新网访谈文字实录，略有删节。

中新网：您提到曾两次到访敦煌，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顾春芳：2014年我的首次敦煌之行给我留下了非常难忘的印象。樊老师亲自接待了我们这群北大校友，不仅安排我们参观洞窟，还安排我们和敦煌研究院的专家进行了座谈。

记得那次座谈会就在敦煌研究院的小会议厅举行，那是我第一次面对面听樊老师讲述敦煌研究院的历史，以及关于壁画保护和传承的艰辛，也是我第一次被“莫高人”坚守大漠、甘于奉献的精神深深触动。

中新网：您为撰写《樊锦诗自述》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顾春芳：写这样一本书，当然要做许多必要的准备。樊老师本人的回忆、敦煌研究院的院史、北大和敦煌研究院的档案、敦煌学的相关文献……都是需要逐一深入了解的领域。

第一次从敦煌回来之后，我整理出不少当时参观洞窟的笔记，这些笔记主要记录了我的一些参观体验，对我写这本书很有帮助。

自那以后，我陆陆续续收到不少樊老师送给我的书，内容涉及了敦煌学、研究院历史、人物传记以及敦煌美术史等方面，最珍贵的是她赠我的两册敦煌石窟考古报告，上面有她工工整整的题签。

凡是樊老师寄给我的书，我都认真地读，最初是出于兴趣，后来才意识到那段时间的阅读为撰写这樊老师的传记打下了一些基础。除了与敦煌相关的书籍，我还阅读了樊老师所有的文章，理清了她在学术上始终关切的核心问题，在遗产保护方面主要抓住的问题等等。

中新网：对这本自传，您是如何结构全篇的？

顾春芳：为写作樊锦诗的传记我必需要了解敦煌的学术史，但我并非写敦煌的学术史，我要写的是一个对敦煌学的方方面面有广泛研究并身体力行的学者的心灵史。

我写这本书的基本设想也是把她个人的经历和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结合起来，把她对于文物保护事业的所思所想真实地表达出来。

《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的基础是我和樊老师长达十天的访谈。访谈涉及的问题比较分散，需要条分缕析、理出层次、分出章节。

樊老师的人生经历丰富却也单纯，她生活过的地方主要有三个：上海、北京大学和敦煌莫高窟。这部传记大的结构主要围绕这三个空间展开。当然还有武汉大学，她和老彭(彭金章)是在珞珈山下结的婚，她偶尔去武汉探亲。

在具体的写作中，我用樊老师的心灵空间融合这三个地理空间，所有过往的经历都是促成樊锦诗成为今天的这一个樊锦诗的因缘，所有的地理空间的经验最终成就的是她的心灵和智慧。

我把樊老师口述的内容分为“童年”“大学”“实习”“历史”“生活”“艺术”“保护”“管理”“抢救”“考古报告”和“莫高精神”等章节，这就是这本书的最初框架结构。

中新网：在整个采访、撰稿过程中，有哪些令您感动的事情？

顾春芳：要说令我感动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有一些大家知道，但还有很多事是大家所不知道的，这本书里首次谈到。

比如，樊老师第二个孩子在武汉出生，孩子依然没办法带回敦煌，还得请老彭姐姐继续帮着带老二，老大领回武汉由老彭带。

1978年，老大到了上学的年龄，老二也已经五岁了。姐姐也有了自己的孙子，负担很重。樊老师去河北接老二时已有两三年没见孩子，进了院门，见门里面有个小孩站着，黑不溜秋。

她起初以为是邻居家的小孩，根本没在意。后来才知道那正是自己的儿子。她一下子愣在了那里，眼泪直往下掉。孩子张口喊妈，是一口河北话。

樊老师一直说自己不是好妻子、好妈妈，说自己亏欠丈夫和孩子的太多了。如果没有老彭和孩子们的支持与理解，她是不可能安心于莫高窟的保护事业的。

中新网：生活中的樊锦诗是什么样呢？

顾春芳：生活中的樊锦诗是非常节俭朴实的。有一次我看到她的一件外套，外面的呢子都磨出了洞，里子却是新的，我感到很好奇，就问这衣服怎么里子反而是新的？

樊老师说这件衣服是结婚时置办的，穿了四十多年，有一次回上海，她的双胞胎姐姐觉得破的太不像样了，就建议她扔了买件新的。但是樊老师觉得还可以穿，于是姐姐就找出一块料子把磨坏的里子换掉。

她不仅要求自己，也要求所有和他一起吃饭的人必须光盘；早上酸奶喝完了，她还要用清水把酸奶瓶涮干净，然后把空瓶子带回去当药瓶子继续用。

之前住的宾馆里没有用完的小肥皂、牙刷和梳子还可以继续用；离开酒店的时候她一定把里里外外打扫干净，把被子铺得整整齐齐，她说这是对服务员的尊重……这就是樊锦诗的修养。

樊锦诗得过小儿麻痹症，虽然没有落下终身残疾，自此以后她的腿脚却不是特别灵活。然而她就是用这双孱弱的脚走向了遥远的大西北，一走就是半个多世纪，成为了莫高窟最坚强有力的守护人。

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意思是：君子的气质有三种变化：远望他的外表，很严肃；近距离接触他，很温和；听他说话，很严厉。樊锦诗就是那种达到大道似水、至柔至刚、刚柔并济的人。

中新网：您如何理解樊锦诗和一代又一代莫高窟守护者体现的“莫高精神”？

顾春芳：庄子赞叹曾子这个人：“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以艰苦求卓绝，这就是曾子；以艰苦求卓绝，这就是樊锦诗，这也是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人。

莫高窟人在艰苦奋斗中凝成的“莫高精神”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时代之光。为了保护莫高窟这座人类绝无仅有的文化遗产，多少莫高窟人甘愿献出了自己的一生。

大家都说樊老师笑起来像孩子一样纯真，这是因为伟大的艺术和神圣的使命，赋予她一颗安宁和静谧的心灵。只有在敦煌，她的心才能安下来，敦煌是真正让她有归属感的地方。

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有三个意象始终浮现在我的脑海，荒凉险绝的戈壁荒漠中居然延续着灿烂的人类文明；苦涩的咸水和贫瘠的土地居然可以长出甘甜无比的“李广杏”；大漠深处荒无人烟之地居然有一群“打不走的莫高人”。

在敦煌研究院的一面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她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她永不磨灭。”几代莫高窟人以他们的青春和生命诠释的正是“坚守大漠、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