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让媒体成为腾飞的助推器

革命圣地延安，延川县梁家河村，从1969年到1975年，习近平同志在这里从15岁成长到22岁，7年时间，白天苦干，晚上苦读，稚嫩的肩膀长期担起几十斤百余斤的重担，吃粗粮、战跳蚤、亲村民，建沼气、修淤地坝、创铁业社……

有一天晚上，在小油灯下，已经被大家推举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翻阅1974年1月8日的《人民日报》时，发现4版上刊登了两篇介绍四川办沼气的文章。放下报纸，他陷入沉思，梁家河64户人家点灯缺油、烧饭缺柴，如能建成沼气就解决大问题了。他向县领导作了汇报并得到支持，前往四川实地取经，率领村民挖土修池，成功修建了28口沼气池，改善了群众生活，打破了“沼气不过秦岭”的断言。

从此，运用新闻媒体来启发思路、推动工作、发展经济成为习近平同志主政一方之道。

1982年，习近平同志到正定工作后，在调研中深切感受到，人才稀缺是正定发展的一大短板，他和县长程宝怀等商量要破解这道难题，亲自起草“人才九条”。

“人才九条”被油印出2000张大字通报，在全县张贴。这颗“石子”不小，但并未溅起水花。20天后，习近平同志找到程宝怀说：“老程啊，招聘人才不能光在县里，县里有多少人才啊？咱得全省全国招。”在习近平同志的建议下，程宝怀联系行署机关报，该报负责人因担心突破现行政策受处分拒绝刊发。时任《河北日报》总编辑林放思想解放，在他的支持下，这篇题为《正定县为有志之士敞开大门》的报道，以“加花边”的醒目方式在头版头条刊出。

报道发表后浪花四溢，习近平同志还亲自给华罗庚、于光远等著名专家写信，请他们参加经济顾问团，为正定发展出谋划策。84岁的程宝怀至今如数家珍：“一年多的时间招来科技人才257人。1983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79年增长63.3%，年均增长10.3%。”

宁德东邻大海、西接崇山，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山有880多座，山多地少、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经济长期处于全省末位。1988年，习近平同志担任宁德地委书记后调研发现，全地区没有报纸、广播、电视台，党的方针政策如何及时传达到基层群众中？“任何工作，舆论先行，宁德没有报纸怎么能行？”“不管多大困难，都要把《闽东报》办起来”。

缺乏经费，习近平同志要求财政拨付全部10万元的书记备用金；没有场地，习近平同志亲自协调租用宁德军分区的旧军械库；没有人员，习近平同志破格任用只有高小学历的福鼎县新闻科科长王绍据负责筹办……

两个月后，由习近平同志亲自撰写复刊词的《闽东报》送到干部群众手中。当天召开的复刊大会上，全区9个县（市）记者站宣告成立，习近平同志给各记者站站长一一颁发牌匾，并和大家合影留念。

“弱鸟先飞”“四下基层”“大念山海经”“因地制宜脱贫致富”等地委行署的决策部署传入千村万户，印入干部群众的心头。宁德终于甩掉了“闽尾巴”的形象。

1990年，习近平同志来到福州担任市委书记，全市仅有的报纸《福州晚报》只有四开四版。报社和宣传部都有改扩版的意愿，习近平同志和大家想到了一块儿，全力支持晚报变成一张对开四版的大报。第二年，习近平同志要求《福州晚报》再次扩版，变为对开八版，并支持报社盖起了大楼。

改版扩版信息量大增，机关报的功能得到彰显，同时晚报的特色也得以保留，43%的自费订阅率，让党和政府的声音走进千家万户。

无论工作如何繁忙，习近平同志都始终保持读书看报的习惯，一旦发现有价值的新闻信息立即批示。2000年9月14日，已经担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在阅读《闽东日报》（原《闽东报》）反映宁德蕉城区洪口乡脱贫致富的通讯后作出批示，希望“全乡干部群众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立足本地实际，坚持走科技兴农的道路，尽快将昔日贫穷落后的洪口乡建设成为富裕兴旺的社会主义新洪口”。

在上海担任市委书记期间，习近平同志每天都要阅读《解放日报》《文汇报》等，常常到凌晨一点。一次，习近平同志看到《解放日报》上有篇短文，写的是诸葛亮识人的“七道”，于是专门批给市委研究室，要求在起草党风廉政建设有关文稿时引用。

舆论监督工作在习近平同志的心中分量很重。对实际工作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习近平同志从不回避。在宁德，他大力支持媒体曝光干部非法占地建房问题；在福建，习近平同志给东南卫视“记者行动”题词“做好舆论监督，反映百姓心声”；在浙江，习近平同志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同媒体积极沟通，“闻过则喜”；在上海，习近平同志要求市委和市政府全力支持舆论监督，善于集中大家意见，改进上海工作。

三、 会当大局识与胆

20世纪80年代初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神州，但乍暖还寒，人们的思想还受到种种陈规旧俗的禁锢。《正定县为有志之士敞开大门》一文诞生的过程，就是打破条条框框过多束缚的过程。

正定靠什么吸引人才，什么样的政策管用有效？习近平同志专程找到《河北日报》记者李乃毅。李乃毅长期负责科技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报道，同知识分子多有交往。习近平同志认真倾听李乃毅的意见建议，详细记录科技人员当时面对的各种困难、顾虑和期盼。

在全面掌握情况的基础上，习近平同志从政治态度、工作环境、利益分配、奖励机制、调动手续、生活待遇、家属安排、来去自由等9个方面，提出突破性的优惠政策。大到放开经营自主权、入股分配、利润提成、家属“农转非”、建“人才楼”、设人才服务处，小到生活上提供“全部细粮”、送粮到家、搬煤到户。其胆其识其略，至今仍令人敬佩。

“在‘左’的思想长期禁锢下，很多人对知识分子存有各种偏见。习近平同志制定‘正定九条’最困难也是最关键的，是要有胆识、智慧、担当和极大的勇气突破现行政策的制约。”李乃毅回忆说。

1989年春夏之交，社会暗潮涌动，思想舆论混乱。当年5月20日晚，宁德地区新闻工作会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召开。

王绍据时任福鼎县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他回忆，当时《闽东报》尚未复刊，地区也没有广播电视台，参会的都是宁德地区所属各县的县委副书记或宣传部部长、新闻科科长、报道组组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