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工从病床旁的小柜子里取出一顶绿色的老式军帽，想要帮王承登戴上。可帽檐还没压下去，王承登便抬起胳膊，推开了护工的手，自己有力地将帽子戴好，并仔细地摸索着帽边，一点点整理。这动作熟练得像是他的本能。

此刻，坐在我们面前的王承登，俨然是一位精神焕发的军人，戴上军帽的那一刻，仿佛又回到了当初的戎马岁月，忘记了自己已是一位年过百岁的老人。面对镜头，他“蹭”地抬起了右手，有力地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病房外大雨滂沱。望着眼前这位104岁的老人，我在想他的一生中经历过多少风风雨雨，才走到了今天？那些经历的风吹雨打，在他的脸上和身体上留下了痕迹，也在他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没等我们提问，王承登便指着自己的左眼说：“这里，差点要了命哦！”

王承登说，群众是水，军队是鱼。没有群众，我们一天都活不了。夏一军 摄

那是一处陈旧得几乎与他的皱纹、老年斑融为一体的枪伤。1936年5月，敌人向瓦窑堡大举进攻。正在红军学校学习的王承登奉命带领小分队前去阻击敌人。

“我带着十多个战士爬在地上。谁也不知道情况怎么样，谁也不敢站起来。我是班长，我不能让战士去看情况，我就站起来侦察……”王承登断断续续地讲着。

敌人发现了王承登的小分队，不停向他们射击，子弹将他们身边的泥土“打得飞了起来”。王承登知道，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就在他猫着腰在高坎上观察敌情时，一颗子弹冲着他飞旋而来。

“砰——”还没来得及反应，子弹就直直打入他的左眼下方。鲜血还未染红脸颊，子弹便从他的右耳穿出。

这颗子弹，贯穿了王承登的头部。

王承登的呼吸变得急促：“战友们都以为我牺牲了……”他抬起头，又一次向我们指了指左眼下那一块凹陷。

血泊之中，王承登一次次昏过去又醒过来，直到第二天下午，战友又一次侦察敌情时，才发现奄奄一息的王承登。“4名‘红小鬼’用一块门板”把王承登抬到了医院。经过全力救治，王承登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只是右耳再也听不到声音……

王承登手捧画册《回声》留影。夏一军 摄

屋外的雨越小越大。讲完这段历史，王承登停顿了下来。在他的脸上，我看不出过多的表情，可从他急促的呼吸中，我大概能想象到，此刻在他的脑海里也许正一遍遍回放着多年前的这段生死经历，那刻骨铭心的感觉来自身上的伤痛，更来自心底的信念。

从小便失去双亲的王承登，似乎总是把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来过。那时年纪尚轻的他，还不完全理解信念究竟为何物。可自打跟着红军过了于都河，自打看见因为自己的存在，百姓脸上有了笑容，王承登便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打仗，为了谁而打仗。这样的信念支撑着他走过一天又一天，闯过一关又一关，即便在最难最险的时候，也不曾想过放弃。

在王承登的记忆里，留着自己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还留着许许多多牺牲战友的面孔。

“他们都被冻成了‘石头’……”王承登在一次采访中，这样形容翻越夹金山时的情形。那时，很多战友穿着单衣和草鞋。“有时一阵大风刮来，前面的人就被吹下了山崖，没了踪影，后面的人连拉一把的机会都没有。”

雪山上的夜晚，气温极低。宿营时，大家就靠着唱歌、讲故事支撑精神。有些战士实在支撑不住睡着了，这一睡，便再也没有醒过来……

行走在茫茫雪山，迎面是裹着雪粒子的寒风，脚下是一踩就把脚硌得生疼的冰渣子。很多战士脚板开裂，全是一道道的血口子。王承登干脆把草鞋一脱，赤着脚走在雪地上。

双脚被冻得通红，麻木地向前移动。而在那皑皑白雪上，也留下了一个个鲜红的脚印……

正是带着这一串串血迹斑斑的脚印，王承登和战友们趟出了一条胜利的道路，走出了一个崭新的中国！有人将二万五千里长征之路比作一条红色的飘带，需知这鲜红的颜色尽是万千英雄的鲜血汇成。

王承登抬起右手，有力地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夏一军 摄

拍摄结束，我们与王承登挥手告别。摄影师拿起相机再次拍摄。看见相机，王承登赶紧用手指着挂在脸上的呼吸面罩，示意护工把它拿走。

我想，这大概就是一名军人的尊严，这大概就是一个老兵在垂暮之年能做的全部。在戴帽子的动作里，在标准的军礼里，在要求摘掉呼吸器的眼神里，藏着“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情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