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高培勇演讲摘编：

每当论及高质量发展特别是论及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因素时，大家可能会把经济下行或经济下行的压力摆在第一位，但我认为这可能不是最主要的，为什么？因为经济下行和经济形势的严峻至多只能放缓我们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脚步，至多只能分散我们聚焦高质量发展的注意力，但它不会改变高质量发展的方向。改变高质量发展方向的往往是似是而非的决策。如果说你本来想聚焦于高质量发展往前走，但是做出的决策切切实实把你向后拉，那么这样一种因素才可能是制约高质量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这个因素该如何表述？其实就是大家经常说的惯性思维，惯性思维可能是我们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最重要的制约因素或者说是最大障碍。

大家可能要问为什么会有惯性思维，这种思维方式为什么又成为了一种惯性？我认为，这同我们在惯性思维语境中浸泡的时间太久有关系。比如就教育而言，在座很多人在学校里接受的经济学教育，往往和传统宏观经济理论联系在一起。这种传统宏观经济理论，总体而言是围绕需求管理而调控经济的一种理论。任何时候当我们谈起面对宏观经济形势变化该做何种抉择的时候，脑子里立刻闪现出这种理论的的影像。从实践层面看，过去我们谈论经济发展的时候，立刻想到的一个词就是招商引资，即便现在请在座各位围绕经济发展出谋划策的时候，各位脑子里立刻想到的，可能也是上项目、要投资，从而带来税收和GDP增长。

诚然，这样一种惯性思维任凭谁都很难摆脱。但如果不告别、不摒弃这种惯性思维，在经济形势运转正常的时候，我们姑且还能想着高质量发展、想着与高质量发展相关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发展理念、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等。但是一旦遇到风浪，便会不由自主地回到原有的高速增长轨道、原有的宏观调控思维模式上去，这是我们需要特别警惕的一个问题，因而需要转变这种惯性思维。

该如何去转变？必须说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要和自己过去的教育、所接触的理论、所熟悉的经济发展韬略和实践告别，转向新的与高质量发展相匹配的思维方式上去，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不管怎样，我们必须认识到除了迈向高质量发展，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硬着头皮去做。

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有一种办法可能值得采纳，那就是我们要试着在高质量发展与高速增长之间划一条相对明确的分界线，时刻告诫自己，我们现在是在高质量发展这一边，而不是在高速增长那一边，可能这是一种有效的办法。

比如高质量发展在四中全会的文件中是这样表达的，那就是高质量发展包括三个要素，第一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第二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第三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当我们看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制度建设的意义上为高质量发展画了这样一幅素描的时候，我们需要找到它的参照系或者找到它的对立面。高速增长条件的素描，我们能不能据此勾画出来，我想应当是可以的。比如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发展理念这个词我们很熟悉，关键在于“新”。提到“新”一定有“旧”，新发展理念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用这十个字要解决什么问题？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在提出高质量发展之前，高速增长时期的语言背景。那个时候整个经济的运行是围绕着GDP的规模和速度而展开的。谈到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不可能绕开这两样。但是在高质量发展阶段，GDP的规模和速度当然重要，但已经有比它更重要的东西了，那就是质量与效益，因而就有了质量第一、效益优先这样一种新的表达方式。为了实现围绕着质量和效益而布局经济工作，谋划经济发展，才有了新发展理念。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在GDP的规模和增速以及GDP的质量效益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界限呢，我觉得这是可以做到的。

第二，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当谈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我们说它是高质量发展阶段宏观政策的主线索，那么它的对立面是什么？它的对立面是需求管理，是以逆周期调节为主要特征的需求管理政策。我们为什么要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什么要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匹配高质量发展，一定有按照需求管理政策的操作解决不了的最重要经济问题。那是什么问题？显然是结构问题、供给侧问题。因而从需求管理政策迈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高质量发展阶段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几个方面的转变必然要发生。

其一要从需求侧移步于供给侧；第二要由聚焦需求总量转变为聚焦供给结构；第三要由关注短期平衡转为关注长期可持续发展；第四要由主要动用政策手段的操作转为深化改革的行动。这样一种转变或者说这样一条分界线的勾画，对于我们转换思维方式或者告别惯性思维可能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否则的话两个方面混在一起，可能自觉不自觉地又回到高速增长的思维轨道上去，很容易导致似是而非的决策，出现南辕北辙的效果。我认为这是制约高质量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认识到这一点在当前注意加法与除法的并用，也是特别重要。

所谓加法就是要在传统或惯性思维的轨道上加上新的思维，比如围绕GDP的规模和增速来布局经济工作的时候，不要忘记现在是高质量发展阶段，起码要在这个基础上加上质量和效益的追求，进而再做除法，用质量和效益替代规模和速度。这时候规模和速度不是说不重要，我们只是说它位置要互换，要把质量和效益放在第一位。比如在谈到宏观调控、逆周期调节时，一方面要注意逆周期调节是必要的，但同时也要注意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宏观政策的主线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起码要做一个加法，逆周期调节加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然后再做除法，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在第一位，逆周期调节为代表的需求管理政策放在第二位。

谈到主线就有次主线，主线加次主线可能是我们面临今天持续下行的经济压力和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所必须考虑的一个关键问题，这不仅仅是中央决策的要求，更是宏观经济形势本身的要求。

比如在论及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时候，我们必然要问是什么样的因素导致经济下行。在今年以来政府工作报告和此后的中央文件中，对此有一个专门的描述叫新老矛盾交织、结构性与周期性问题叠加，还有一个更全面的概括叫做短期与长期内部与外部周期性与结构性问题相交织，所有的这些表述告诉我们一件事，今天导致经济下行的压力不是来自一个方面，而是来自一个或多个方面；不是来自一个因素，而是一个或两个或多个因素。

在这个时候我们会注意到简单的操用逆周期调节的政策去应对经济下行绝对会有效益，但是它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甚至不能解决最重要的问题。比如当面对周期性下行压力的时候，逆周期调节政策无疑是有效的，但是当面对体制性或结构性问题因素影响的时候，逆周期调节恐怕就不那么有效，而必须动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以解决。道理非常简单，我们必须对症下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世界上不存在包治百病的万用良药。

我们现在是在高质量发展阶段谈论经济形势，讨论经济对策，而不是在高速增长的环境条件下讨论这个问题，即便是仅仅关注经济下行这一个要素，我们也必须说这是发生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经济下行，而不是简单等同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经济下行。背景变了，照相也好做其他事也好，整个色彩都会跟着变。所以在高质量发展阶段，要避免出现似是而非的决策导致南辕北辙的结果。我们必须告别惯性思维。要学会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办法稳需求、稳增长、破解经济下行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