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中投公司原总经理屠光绍看来，经济全球化遭遇的困境最令人担忧。他在29日于北京举行的2019中国金融年度论坛暨金融市场峰会上指出，几十年来经济全球化有力推动了世界经济增长，尽管该进程在不同阶段存在一些具体矛盾和问题，但从未遇到过今天这样大的挑战。

在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兴起的背景下，今年来全球贸易投资持续疲软。10月份，世贸组织大幅下调2019年全球贸易增长预期至1.2%，为近10年来最低水平。与此同时，全球跨境资本流动规模亦出现明显下降。

屠光绍指出，跨境贸易和投资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通过二者实现资源全球配置，才能让各方经济合作顺利开展。而一旦贸易投资受限，就会造成世界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当我们面临一个不确定性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时，企业的经济活动、投资行为等都会受到影响和压制。”

谈及如何应对上述挑战，屠光绍说，各方在坚持全球化的同时，可通过区域化方式继续寻求国家和地区间经济合作。他认为，如今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区域贸易协定呈现高级化、全面化、大型化特征，是对全球化的进一步延续和发展，且有效补充了以往全球贸易规则的不足。

除了走到十字路口的全球化外，卷土重来的全球货币政策宽松潮也是风险隐患。

2019年以来，全球超过30个国家或地区先后宣布降息，其中美联储由2018年的加息改为2019年的连续三次降息，欧洲央行再次下调负利率，日本央行修改前瞻指引，印度、俄罗斯、菲律宾等国也多次降息。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张雪春直言，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确实提振了市场信心，有效应对了危机。但随着危机后世界经济开始复苏，量化宽松和负利率政策边际作用正在递减，一些负面作用也开始显现。

一方面，持续的量化宽松和负利率政策推升了资产泡沫，加剧贫富差距。张雪春分析说，2009年以来全球已有多国央行实施了负利率政策，这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资金对有钱、有信用的人是免费的，但这些拥有大量资金的投资者却不愿投资或消费，只想投到金融市场，因此就推高了资产价格。

另一方面，全球债务规模激增与负利率环境正构成一种恶性循环。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援引国际金融协会数据说，2019年一季度全球债务增加3万亿美元，达246万亿美元，总债务占GDP比重已升至320%，系历史最高水平。各政府应控制债务水平，并针对未来风险建立缓冲机制。

在此背景下，张雪春指出，中国是当前世界上少数没有实施量化宽松，没有采取零利率、负利率政策的国家。她强调，中国的货币政策是有空间的，但流动性易放难收，政策空间不能被随意挥霍。“我们应该珍惜货币政策空间，畅通货币政策传递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