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话文化】

北京应更多激活本地文化资源

——访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松

李方舟

李松，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汉唐美术史，佛教美术史，道教美术史。主要著作有《长安艺术与宗教文明》、《论汉代艺术中的西王母图像》、《远古至先秦绘画史》、《陕西古代佛教美术》等。主持国家艺术学科重点项目“中国道教美术史研究”、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艺术批评史”。

记者：据了解您在北京任教前，一直在西安进行艺术史的相关研究，在您看来，同为古都的北京和西安在文化氛围上有哪些异同？各自有怎样的特点？

李松：我在西安大概呆了十八年，然后到北京这边也差不多呆了同样的时间，可以说我的整个学术生涯主要是在这两个城市度过的。

我的专业是中国艺术史。我认为中国的文化可以分为两段，早期在西安，周、秦、汉、唐可以说都在陕西，到宋，文化上也还是属于整个中原文化圈的。后期就到了北京，我们有文献有实物来看的，基本都被这两段历史囊括了。我也很有幸，正好生活在这样两座城市，可以比较系统的来感受一个比较完整的中华文化的发展过程。

来到北京以后，我觉得整个氛围和西安是不太相同的。最主要的一个不同就是北京文化首先是一种首都文化，它不是一般的城市文化。首都文化的特点就是囊括了全国、甚至全世界的精英，它的平台是国际化的，我们在北京要办什么文化活动，很多都是国家最高水平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包括北京最著名的旅游景点，像故宫、长城，也都是全国最好的。

记者：您认为当前北京市的文化建设存在哪些不足？有何建议？

李松：说到北京的文化建设，我认为北京的很多文化资源还有待进一步激活。像北京的法海寺、云居寺，还有很大的激活空间。像大慧寺，建筑是非常精彩的，20米高的大殿里面有20多个巨大的彩塑，每个都有三四米高，非常精美，是中国最为精彩的彩塑之一，可惜还没有开放旅游，纳入文化建设体系。这些都是北京市的资源，我们要打造北京的文化品牌，其实手里有很多张优质的牌。

前不久文物局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正在整理一套20世纪40年代北京市的考古资料，最近刚刚出版了两本。我翻开一看，太了不起了，把北京当时民国时期一些能够看到的东西、一些能够抢救的东西都记录下来，今日有不少东西都已经消失了。当时的记录手段是很简陋的，要用小平板仪去画平面图，用皮尺去丈量高度，跟他们比，我们现在的技术手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是我们就没有这样有恒心、有耐心、细心、系统性去做。

我建议北京市现在可以着手来做这样一个工作，组织一批学者专家来对北京市的文化资源做一个系统性工程。把这些老文物、老房子做一个梳理。我们可以分批次来做这样一件事，一两年做一批，每批做一二十个，花十年做上一百个，这样，北京市的城市文化品牌也就形成了。游客来北京，过去待上三天，看完故宫长城颐和园回去了，现在可以在北京好好的待上一两个月，每天看都看不完。

其实包括北京郊区也有很多东西，如果我们将京郊的很多风景和名胜结合起来，做好旅游建设，对我们北京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也是大有裨益的。

记者：我们现在经常提要有文化自信，关于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李松：我认为前些年，我们在艺术上的西化现象还是比较严重的，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我们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需要开放，让中国人知道西方人在干什么，可是他们干什么不见得我们就该干什么，他们提倡什么也不见得我们就该提倡什么。我们不能把西方的标准当成我们的标准。我们需要明确的是，经济好不代表文化就是好的，这不是一个正确的推论。举例而言，古希腊的经济相比现在是差远了，但是它的文化，它的哲学戏剧音乐美术雕刻，到现在都是世界文明史的一个高峰。

我们中国文化应该符合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值得欣慰的是，最近这些年，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有文化自信，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及时，我们要逐步地改变。今年总书记8月去甘肃视察，第一站直飞敦煌，下飞机就去了莫高窟，在那里待了一天，这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了党中央现在对建构中国文化的重视程度。

现在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本土文化正在大步流星的发展，我们从艺术家到媒体，都更加重视挖掘我们自己的东西，树立中国的价值观，

我们的文化建设要以“我”为主，要分清楚主次，说清楚中西方双方价值观上是存在差异的。我们有自己的舞蹈，自己的民族音乐，这些是要大力发展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有一些年轻人去跳街舞，去听RAP，但是这应该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事，而不能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

另外，关于文化产业，我认为不能把它当做一个纯粹的经济导向的事，总想着什么样的东西能卖座。其实文化有一些东西不太以主观愿望为转移，人们的文化需求是多种多样的。只要充分地考虑到广大社会的需求，经济效益是自然而然的。比如这次国庆像《中国机长》、《我和我的祖国》还有《攀登者》这三部片子就很主流，谁都没想到拍这种片子可以获得这么好的反馈，说到底还是符合了民众的期待，我们的很多文化政策也一样，都要以民为本。

记者：您认为目前我国美术事业发展得怎么样？

李松：我认为现在我国的美术发展存在两种不太好的现象。第一种问题是与大众脱节。比如我们现在政府为主的，像全国美展这些，如何与一般民众的需求结合起来？艺术家们画的画，百姓看不到，也买不起。我们应该有民众需要的画。第二种是盲目西化。比如解放前，一般中等工薪阶层的民众就可以买齐白石的画，比如同样是大学教授的收入，鲁迅一个月就可以买上三五张齐白石的画。我们现在没有这样一个市场，我们需要思考的是，现在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除了衣食住行外，他们的文化需求在哪里？

我在艺术史的授课中曾经做过这样一个调查，我会问学生家里谁买过画？200人的课堂，大概有三五个同学会举手，太少了。能来上艺术史这门课的，大多数还是喜欢艺术的，家庭条件也不差，但是他们绝大多数是和美术绝缘的。我们画家的画走不进百姓的家里。

我们现在的艺术流通市场主要限于拍卖，画家也围绕着艺术流通市场在创作，整个圈子已经脱离了整个社会，艺术创作、艺术活动跟民众的生活需求没关系了，变成了自娱自乐的东西，这样的作品是没有生命力的。一定要把美术创作和跟民众的生活结合起来，不能让美术作品只活在拍卖行里，活在画廊里。

当美术变成一个很多人乐于参与的文化活动时，文化消费就起来了，经济也发展起来了，自然文化效应就形成了。这个方面，我们政府需要做一些引导，要把整个美术市场盘活，做成一个真正跟民众生活相关的产业。

说到盲目西化，一个比较典型的反应就是现在我们对现代艺术的看法。现在好像一说起现代艺术就一定是高大上的，其实不然，这个概念需要淡化。应该明确的是，现代艺术实质是在反转，某种意义上就是在混淆整体的价值判断。尤其在美术方面，是处于一种混乱、没标准的状态。

很多中国观众去看西方的现代艺术都会感到很羞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看不懂，然后听主持人会滔滔不绝的跟他们解释这些作品里蕴涵了怎样的西方哲学，又觉得很“高大上”，于是他们很自然的认为是自己水平不够。这就不是一种良性的循环。艺术作品如果不能给观众一种力量，一种信心，而是让观众感受到一种颓废、一种消极，甚至是一种狂躁，这是不对的，很容易颠倒人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