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安徽、浙江两省历经7年合作探索形成的“新安江模式”，被看做生态补偿的一个成功典范。但目前，因为协调机制不够有效，也出现一些问题——

“在补偿的考核指标、补偿标准、监测方式等方面难达成一致。”

“补偿什么，如何补偿，补偿多少的问题，尚未形成共识……”

在12月5日全国政协召开的双周协商座谈会上，安徽省政协主席张昌尔围绕“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和建议”议题谈到的难点问题，是此前安徽、浙江两省在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第三轮磋商中曾经遭遇过的，也是目前生态补偿工作中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

从“新安江模式”可以看出，目前生态补偿还是以政府主导为主，资金来源也以财政资金为主。

生态环境具有公共资源性，因此生态保护的责任主体只能是政府，但这并不代表政府是唯一的补偿主体。根据“谁受益谁补偿”的生态补偿原则，补偿主体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企业或社会组织。那么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也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政府，一条是市场化。

目前，市场化生态补偿方式处于起步阶段，市场化补偿资金所占比例低的事实，导致走上市场化这条路，阻碍重重。到会的发改委副主任罗文在介绍相关情况时，也提到了这一现状。

原因何在？

恰如张道宏常委所说：“市场交易主体的范围、责任、权益、义务难以确定，就会导致生态保护修复的责权利不能真正落实。”

显然，明确产权关系，是市场能够自行解决的一个必要前提。

认识到这一状况，2018年12月，国家发改委等9部门联合印发了《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行动计划》，将“合理界定和配置生态环境权利”确定为其中一项重要任务，由相关部门牵头负责明确。

市场是交易的场所，合理量化生态服务的价值，是开展市场化多元化补偿的关键。但由于生态价值的难以量化，影响了其进程。

同时，要想真正走上市场化多元化道路，也对监管和评价提出了科学化的要求。

目前，我国对企业的监管基本是浓度监测，要想实现排污权交易，监管需要对排放量进行监测。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排污者之间的交易才能够在二级市场进行，达到以较低成本减少污染物的效果。

此外，“我国生态补偿由不同部门分别对单项或独立的生态要素进行补偿，管理的分散导致难以实施有效监督和绩效评价，也影响了市场化多元化补偿机制的合力形成。”张道宏常委说。

找到问题，只是踏上了第一个台阶，再往上，只有通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行动计划》还有《生态综合补偿试点方案》等等一个个制度的“台阶”，才有“体力”和“经验”走到立法那一楼层，而法治，就是市场化运行的最好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