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旸

把“出门”混淆为“出家”，一字之差让老外学中文闹了笑话；为女朋友准备生日礼物，选了 “闹钟”和“伞”被数落一通……美国汉学家李渡将20多年来在中国学习汉语的经验案例，乃至闹出的笑话，辑录成书。无论是《趣简中国史》《趣简中国话》，还是他以“自黑”精神套拍的小视频，都大受欢迎，堪称老外在华必备“生存指南”。

这些“辛酸血泪史”折射出东西方文化差异，给不少学者和出版人带来启发——要善于从老外视角观察、收集案例，激发海外读者的兴趣甚至“挑刺”的热情。“精通汉语、热爱中华文化、了解中国的海外汉学家、优秀人才是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力量。”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院长孙宜学教授告诉记者，当前中国文化海外传播面临“内外不同温”的现象，译者群体专业化不足，要改变“送出去”的多、“卖出去”的少的困境，早日实现“融进去”的目标，海外汉学家的力量不容小觑。

好译者是中国文化的“海外接生婆”

“中国通”译者、汉学家能够有效缩小翻译中的文化差异，处理好不同语言的容纳能力差异导致的言语张力问题。孙宜学教授打了个比方：国外汉学家、翻译家好比中国文化的“海外接生婆”，包括当代文学等成果能在海外呱呱坠地，与他们提供的“接生”技术和生长环境息息相关。

不同国家的民族文学有各自独特的书写经验。《趣简中国史》《趣简中国话》从西方读者视角娓娓道来，契合了海外受众接受中国文化的心理需求。谈及下西洋的郑和，书中没有简单用拼音标注“郑和”，而是翻译解读为“海上CEO”；聊到孔子、老子、孙子时，分别给出的称呼是Master of Integrity（正直大师），Master of Being（存在大师），Master of Strategies（战略大师）；用“东方的亚当夏娃”比照伏羲女娲……“对中国名词的解释，光是简单的语言转码并不奏效，有时太多相近人名还容易让外国读者迷糊，我们在书中更多给西方人一个鲜活参照，他们才能了解这个历史人物的定位。”李渡说。

探索中国故事的讲述方式，收集高频错误的“错句本”也可视作一个创意。书中专门辟出My Favorite Mistakes（我最喜欢的错误）板块，精选了外国人最容易闹出的误会，比如“王先生的爸爸走了”，既有字面的意思，有时也是东方语境中“去世”的委婉说辞。还有老外将“医院”读成了“豫园”，本来要去医院，却被送到了豫园门口。李渡为每个词条贴心地写上翻译和真实含义两层意思，即便是让外国人望而生畏的中国话里的“弦外之音”，也一目了然，读者获得了一把通往背后文化深意的钥匙。

中外专家携手创作，助推中国文化的海外“抵达”

“中国不简单”系列的创作过程中，中外作者时时爆发文化的冲突、语言的冲突，甚至还有60后、70后、80后间的代际冲突。多轮沟通商榷后，去繁从简、逸趣横生的东西保留下来了。恰如《趣简中国史》合著者孙祝旻所说，西方视角对于国人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也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或是有效补充。比如介绍唐朝诗人的篇章，李白、杜甫之外，李渡提议加入鱼玄机，因为“一个颇有传奇色彩乃至争议的女诗人，更有助于读者理解唐代的开放世风”。

中国出版界也越来越意识到优秀汉学家、翻译家的关键地位。比如，法国国际问题研究专家高大伟《中华复兴管窥》（英文版）描绘不断变化成长中的当今中国，并详述中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贡献；“丝路书香出版工程”的子项目“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都在海内外产生了强烈影响。上海译文出版社总编辑史领空告诉记者，去年开始，出版方陆续邀请关注了解中国的中外专家一起参与创作彰显中国精神、中国风度的图书，并面向全球发行。“比起传统的中国学者写好再翻译成外语，或是直接找外国人写，这种东西方的合作组稿发行模式，更能有效抵达目标读者与目标市场。”

当更多签约外国作家深入体验中国生活和文化，亲身感受中国、思考中国，并以海外读者容易理解和接受的语言，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时，“洋眼看中国”爆发出强大能量。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法国汉学家白乐桑，今年去世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瑞典汉学家马悦然等，都曾加入“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在白乐桑教授看来，“走出去”与“引进来”的结合需要更多的换位思考，海外作者往往更了解落地市场的心理接受程度、传播规律，善于解锁文化新视角。（许旸）

（原标题：“出门”还是“出家”？老外闹的笑话也能解锁文化传播新视角）